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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群众高声喊道，“克劳斯来了！”向他挥手吧，孩子们，他就是魔术师克劳斯，他是全程踩着高跷走到波恩来的。

“虽然他恨我们入骨，”特纳听到莱尔喃喃地说，“但这位克劳斯还真挺英国调调的。”

人们都说他是高个子，但站在高台上，他却显得相当矮。其实他要让自己显得高一点都不难：只消他脚下垫高个一英尺就行。但他看来希望自己显得矮一点，以此强调重大的真理往往是由一些卑微的嘴巴说出来的。因为卡费尔德是个卑微的人，而英国人怕他，只是出于心虚胆怯。

但卡费尔德也是从容自若的人，因为尽管有千百双眼睛看着他，他却把眼镜取下来，旁若无人地擦拭镜片——显然，在这段忙碌的日子，他一直腾不出时间擦拭它们。他的动作是在告诉大家：规矩仪式就留给别人来讲究吧，你我都知道我们是为何来这里的。

“灯光对他来说太强了，”有人说，“应该调弱一点的。”

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这位孤单一人站在台上的博士。他无疑比他们有头脑许多，但说到底还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且随时准备好从台上走下来，把讲话的机会让给比他更胜任的人。他全然不是政治人物。几乎毫无野心。事实上，他昨天才承诺过，要是人民认为哈尔巴哈比他更胜任，他会乐于让贤。群众在窃窃私语他们的关怀。卡费尔德看来很疲倦，卡费尔德看来生龙活虎；他看来气色不好，他看来气色很好……比我想像老，比我想像年轻；比我想像高，比我想像矮……据说他打算退出政坛；不，没有的事，他计划放弃他的工厂，彻底从政。他负担不起；他是个百万富翁。

他开始说话。

没有主持人介绍他是谁，他也没有自报姓名。宣示他出场的几个音符是没有伴奏的，这是因为一个人站在高台上的克劳斯·卡费尔德是孤单的，相当孤单，没有音乐可以慰藉得了他。卡费尔德不是一个空话连篇的波恩政客，而是你我中间的一员：克劳斯·卡费尔德，博士与公民，一个高尚的人，对德国的前途满怀高尚的忧虑。他是出于责任感才会来这里对一些朋友说说话。

他的声音很轻，毫无压迫性，而特纳有一种感觉：为了不让卡费尔德需要费劲提高声调，全场的人宁愿竖起耳朵聆听。

对于卡费尔德接下来所说的话，特纳说不上来他听懂了多少，或说不上来他为什么能听懂那么多。起初，他的印象是，卡费尔德的主题是纯历史性的。他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而特纳听得懂一些老掉牙的关键词：《凡尔赛和约》86、大混乱、经济萧条、围堵；双方的主政者都有错误，所以德国人不能推卸自己该负的一份责任。太多人死了，卡费尔德说，而太少人知道原因。绝不能让历史重演。卡费尔德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他从斯大林格勒带回来的并不是只有伤口，还有记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让他永生难忘……

可怜的克劳斯，人群窃窃私语，他是代我们受苦的。

你们和我都从历史中学到了教训：绝不能让它重演。没错，有些人是把1914和1939年的战争视为十字军攻打文化敌人的一个延续，但卡费尔德完全不属于这一派，也希望他的所有朋友不是这一派。

“阿伦。”是莱尔的声音，稳定得像个船长。特纳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市政厅的露台上起了什么动静。他看到老将军蒂尔希特倾斜头颅向学生领袖哈尔巴哈耳语，而迈耶-洛林则靠在金银细工的雕栏上，听下面某个人对他说话。一个警察？一个便衣人员？他看见眼镜的闪光和西布克龙那张坚韧的外科医生脸抬起、消失。一切复归平静，只剩下卡费尔德冷静理性的说话声。他正在谈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