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2/4页）

奇异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经过冷战多个回合的交锋和我们（出于深信德国不可能统一）反复重申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之后，我们也在问自己同一组浮夸的问题，尽管用语稍有不同。德国统一的话，地会裂开来吗？我们这样问彼此。巨大的过去会冲破纸一样薄的表面吗？德国的经济奇迹还能忍受得了战败的紧身衣多久，继续惟北约之命是从？

而我们给自己的回答总是一样：只要他们继续富有，他们就会忍耐；只要德国钱继续淹脚踝，只要德国人能继续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们把免税威士忌继续灌进他们喉咙，聆听他们对德国问题的独白和宣示永远亲英的承诺时，我们却总是像盘旋的鹰隼一样，搜寻德国人第一个背信的征兆。他们会偷偷摸摸背着我们去跟俄国人做交易吗？他们会答应用一个不结盟的德国来交换一个统一的德国吗？他们不是没有试过这样做，只是每一次都没有充分的决心罢了。阿登纳与戴高乐之间的眉来眼去是一个弱化英美对德国钳制的阴谋吗？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失败后，我亲耳听麦克米伦4说：“戴高乐想要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却不想让我们有份。”而每一次，当有极右派的政治集团冒出来（不管是出现在巴伐利亚州、石荷州或任何一个反犹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温床），我们就会马上发电报向伦敦报告，评估事情对当前的德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简单得可以。

但别忘了，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业余出身。他们不是政治家，不是受过训练的分析家或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或律师或历史学家。

他们大部分都是剑桥、牛津的文科毕业生，被当成专家派驻各地的大使馆，而他们往往会择错固执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和我们驻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馆没什么两样：是一座对其驻在国深深不信任的英国要塞。它的风格和偏见跟从前英国乡下人对城市的敌视没两样。总之，那是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国人继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自居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个较谦卑和较务实的角色，以争取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让事情更复杂化的是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和我们以四强身份对德国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监管。那时我们大使馆最佳的德国专家是一个曾被关在寇地兹堡战俘营（时位于东德）而后逃出的战俘。我们的参赞（参赞处是大使馆的政治部门）是勋章多多的皇家海军前潜艇艇长。我们很多本地雇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大战前逃离德国，然后像黑廷一样，在战后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德国。我经历的两位大使都曾任职于莫斯科，秘密参与过制定冷战对策的最内部会议。因此，当时大使馆的气氛就像这小说里描绘的：在尼布龙5薄雾的濡湿重量下，每个人都神经兮兮，充满怨气。

要在这个世界里抽出一根线头，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事实证明是极度困难的——有许多不同的可能发展只是困难之一。理论上，我想写的是一个过去缠绕着现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们对一个我们前不久才打败的国家的日益依赖，而且要能道出我们对一种闷烧在富裕表面下的国家主义激情可能复活的焦虑。但这种复活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我当然不相信纳粹会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来，不相信它的老守护者会戏剧性地重新得势。我毋宁相信，如果威胁存在的话，它是存在于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现形式会是一个以愤懑的老板与小布尔乔亚为骨干的群众运动——类似于布尔热在法国领导的那一个。我也察觉到失意的德国年轻人的深深不满，他们开始把怒气的矛头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对北约的俯首帖耳。今天还有人记得红色丹尼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