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结尾的时候，记者问绑匪：“你绑架那些人，割掉他们的耳朵，事后会想起这件事这个人吗？”
“不想。”他说。
也许，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里“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