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第3/4页）

现在我应该来解释，为什么我发现在讨论人类之爱时必须区分这两种接近。长期以来在我的观念中，圣约翰的“上帝是爱”一直有一位现代作家（丹尼斯·德·鲁日蒙）的一句话与之平衡，那就是，“爱唯有不再变成上帝，才不再沦为魔鬼”。这句话当然也可以改述为：“爱一旦变成上帝，亦即沦为魔鬼。”在我看来，鲁日蒙的这种平衡必不可少，起到了预防的作用。倘若忽视了这点，“上帝是爱”这条真理就可能逐渐悄悄地被我们理解为它的反面，即“爱是上帝”。

我想，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明白鲁日蒙的意思。每一种人类之爱在达到巅峰时，往往都宣称具有神圣的权威，其声音听起来仿佛就是上帝自身的意志。它告诉我们要不计代价；要求我们彻底委身；企图置一切其他的宣称于不顾；暗示我们，一切行动只要是真心“为爱”而做，就是合法的，甚至值得称赞。爱情与爱国主义企图藉此“成为上帝”已众所周知，情爱也会如此，友爱也不例外，只是方式不同。对此，我在这里不加详述，因为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反复遇到这个问题。

请务必注意，自然之爱（natural loves）这样亵渎地宣称，不是在最堕落的自然状态下，而是在最崇高的自然状态下，在祖辈们所谓的“纯洁”、“高尚”之时。这在爱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忠贞、真正自我牺牲的爱情以貌似上帝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纯粹的兽欲、轻浮的淫欲则不会。情欲会以多种方式使沉溺其中的人堕落，但不会以冒充上帝的方式；一个人会因情欲冲动而行事，但不可能敬畏它们，正如搔痒的人不敬畏身痒一样。一个没头脑的妇人对娇惯的孩子的一时纵容（这种纵容其实是自我纵容，孩子在她纵容之心大发时是她的活玩偶），与一个名副其实“为儿子而活”的妇人那种深沉专一的献身相比，“成为上帝”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我也倾向于认为，那种靠啤酒和乐队激发的爱国热情，不会让一个人为了国家干出太大的坏事（或太大的好事），再来一杯啤酒，再唱一首歌曲，他的爱国热情可能就会被抛诸九霄云外。

这理当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的爱不会宣称自己是上帝，除非这种宣称貌似可信；这种宣称不会貌似可信，除非我们的爱与上帝——大爱本身——有一种真正的相似。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的给予之爱确实与上帝相似，而在给予之爱中，那些永无止尽、永不厌倦的给予最与上帝相似，对于这些给予之爱，诗人的一切讴歌都是恰当的。它们表现出的喜乐、活力、耐心、乐意宽容、渴望为所爱者谋幸福，都是上帝生命的真正形像，只是不可加以崇拜。在这个形像面前，我们应该感谢“赐予人如此能力的”上帝。我们可以说那些具有博大爱心的人“接近”上帝。这样说没错，也可以理解。但是，这只是“相似上的接近”，本身不会产生“趋向上的接近”。这种相似由上帝所赐，与那种缓慢、痛苦的趋近没有必然的联系，趋近必须由我们自己完成（虽然绝非无援）。另一方面，这种相似又是那样地光彩夺目，所以我们才会误将相似当作相同。我们可能会将只当献给上帝的无条件的忠心，献给人类的爱。于是，人类的爱就变成上帝，同时也就沦为魔鬼。它们会毁掉我们，也会毁掉自己。因为，自然之爱一旦被允许变成上帝，便不复是爱，名义上虽然仍旧是爱，实则可能变成复杂形式的恨。

需求之爱可能贪婪、苛刻，但不会自立为上帝，因为与上帝不够接近（相似上的接近），不能有此奢想。

如此看来，对人类的爱，我们既不应随从众人对它顶礼膜拜，也不应随从那些“拆穿家”，把它驳斥得体无完肤。十九世纪文学的巨大错误在于对爱情与“家人之间的情爱”的盲目崇拜。在布朗宁、金斯利、帕特莫尔的有些作品中，坠入情网似乎与成圣无异；小说家也习惯上将“尘世”与家庭，而不是“尘世”与天国对立。我们则与之相反。“拆穿家”们将父辈们对爱的讴歌大都指责为无聊之词与多愁善感，不断地将自然之爱沾满泥土的根茎暴露于众。但是我认为，我们既不应该听信“聪明绝顶的人，也不应该听信愚蠢至极的人”。没有最低者，最高者便站立不住。植物既需要上面的阳光，也需要下面的根茎。根茎必定沾满泥土，但是，你只要让它留在花园里，而不是不停地扬在书桌上，这些泥土大部分是干净的泥土。人类之爱可以成为上帝之爱的光辉形像，足可以达到这点，但也绝不超出于此。相似上的接近有时候会促进趋向上的接近，有时候会妨碍趋向上的接近，有时候既不促进也不妨碍。【欢迎加入罗友书社，微信：15535237487,得到APP，喜马拉雅，樊登读书会海量精彩好书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