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4/15页）

杜心五向胡吴二人介绍了姻婵，然后叫客栈的伙计沏来了一壶热茶，除吴玉章在门边把守外，各人均在桌前落座。

胡汉民没有把胡客和姻婵当外人，直接向杜心五问道：“照相馆那边情况如何？”

“照相馆附近全是巡警，我只敢在街口观望，没敢靠近细看。”杜心五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胡汉民道：“我和玉章兄分别去京师警察厅和法务部监狱打探了一番，报纸上的消息的确属实，精卫、复生和世勋他们在初七便被抓了起来，现在被关押在法务部监狱里。”说着眉头便拧了起来，“已经快半个月了，只怕最近几日就将定刑。刺杀摄政王，那可是死罪难逃啊！”

胡汉民此话一出，杜心五和吴玉章的面色都凝重了起来。

杜心五、胡汉民和吴玉章此番来京，正是为了十几天前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一案。

“倒孙风潮”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声势日益高涨，众多同盟会成员受孙文的派遣，潜回国内在南方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是革命浪潮最为汹涌澎湃的两年。这两年间，除了萍浏醴起义和安庆起义外，还先后爆发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广东钦州廉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六次武装起义。

革命党人接连不断的起义虽然震惊了清廷的统治阶层，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起义最后无一例外都被清廷派兵镇压了下去，大批革命志士在起义中丢掉了性命。

屡败屡战，却又屡战屡败，使得革命连遭重创，革命士气越发低落，海内外民众开始对革命产生了怀疑，甚至有的人对革命这条道路已彻底灰了心。

中国的革命形势，彻底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保皇党与革命党历来相互敌对，眼见革命党人遭受重创，保皇党人立刻不失时机地跳出来进行冷嘲热讽。

梁启超是保皇党的领袖，一直以来反对暴力革命，他趁机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攻击革命党的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批评革命党领袖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青年人回国发动起义送死，自己却不参加起义不上战场，反而躲在国外逍遥快活，赚取了大把名利。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之间，海内外华人之中，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梁启超的这句“远距离革命家”，虽然囊括起来批评革命党的领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其锋芒直指孙文。

孙文身为同盟会的总理，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武装起义，甚至一直待在国外，自始至终没有回过一次国。他在这几年里的作用，似乎只是利用自己的名声，在世界各地为起义筹措经费。相比较而言，副总理黄兴更为实干，多次亲临一线指挥起义，与孙文形成了最为直观的对比。

这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也在同盟会内部蔓延开来。

一些同盟会成员公开批评孙文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文“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

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同盟会内部有人批评孙文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并直接指斥孙文贪污革命经费。

这回发难的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章太炎。

原来在革命党人不断发起武装起义之际，清廷也感到了害怕，于是命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强烈地提出了引渡孙文的要求。日本政府考虑到革命党人将来有可能会在中国革命成功，希望能为将来的合作留有余地，因此不想现在就与革命党人彻底闹翻，像黑龙会等组织，甚至直接与革命党人维持着合作的关系，但同时清廷要求极其强烈，日本政府考虑再三，最终采取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向清廷表示将驱逐孙文出境。为了不得罪革命党人，日本政府在驱逐孙文的同时，甚至通过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之手，向孙文资助了五千元的离日经费，而孙文在日本的一些友人，如铃木久五郎等人，公开向孙文赠款达两万多元。孙文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的经费，其余则全部带走。《民报》的经费历来困难，作为《民报》的主编，饱尝没钱之苦的章太炎，对孙文此举表示极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