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老师(第2/3页)

其他的裂缝也在饭碗上蔓延。政府已经决定,单位的保险体系,将被改革。这个改变的细节还没有决定,但可能涪陵的教师将来得去买自己的保险了,从中国新兴的保险公司那儿。很快,孔老师与他的妻子,徐丽嘉,将要应付孩子上学的问题了。江东区的小学收取的是标准费用——一个学期一百多点,包括学杂费。这样的开销是不难应付的,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开始在涪陵分化了,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收较高的费用,来保住顶尖的老师。江东区的学校滑入了这种竞争环境中,师专的多数老师都选择把孩子送去下城区的学校。但这种转移越来越贵——几年前,转区的价钱是八千块,现在,这种一次性的费用跳到了一万二。而三年后的费用将是多少呢,当孔松涛准备入学的时候?这钱值得花吗?还有别的中国特色要降落到曾经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中,给这家人带来更多的困难吗?这些改变,会不会触及到临界点,让孔老师不再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他的信仰?

但即便在这些变化当中,孔老师也不是特别焦虑。在必要的时候,自然会做决定;在此期间,他教着古代文学,看着他的儿子成长。这种泰然自若跟他的党员身份,对政府的服从,并没有关系。他平静的原因跟许多其他中国人一样,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变化看上去叫人受不了。理由很简单,他曾经见过比这更糟的日子。

“当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足够吃的,”孔老师说。“尤其是在1972和1973年——那是特别糟糕的年份。部分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偏远地区,土地不是很好,但也因为文革的问题——生产和农业方式的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情况有了点好转,但还不是很好。我们从来吃不上肉;我总是饿着。每天我们都喝米粥,而且我们只有一点点粥。我们很少会吃到盐。我们吃野草,野花,松籽——那些我都吃过。”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死了,在她生完我妹妹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牛奶或者什么别的给那婴儿,她也死了。我不记得当时那情形了。但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也死了,那个我记得。他突然生了病,非常严重的感冒,三天内,他就死了。”

“在那之后,情况更糟了。我的祖父没有力气去干活,而我太小了,干不了什么,所以我的叔叔不得不负担我们所有人。在那个时候,村里的生产队很坏,他们一点也不帮忙。后来,情况改善了,他们开始来协助了,但有许多年,情况都很坏。”

孔铭的早年生活,全都发生在丰都城外的山上,那小城,现在大约有三万居民。从他童年的家里,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公路上,而从那条路到丰都,坐车大约要三个小时,是以孔铭直到十四岁才第一次看见丰都城。他帮他的叔叔种田,他们在山坡上种小麦,玉米,在稻田里中稻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种蔬菜。“当时不觉得那工作辛苦,”他说,“但现在就会了,因为我已不再习惯了。”他看着他的手,笑了笑,现在它们是教师的手了——染了墨水,柔柔软软,尘土与茧子早已不见。

“我现在到乡下去,”他说,“我不能相信那里的工作看起来那么辛苦,即便在涪陵的郊区,那里的农民相对要好点了。我不能相信我过去在那样的对方生活过。而我看到这里的学生时,他们多数是农民的孩子,我想要跟他们说不要浪费父母的钱。那么多的学生都来自跟我一样的背景,而他们已经忘了田里干活多少辛苦。在周末他们出去玩,浪费那么多钱。”

他的初中同学只有少数几个上到高中,而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四川师范学院录取了,一个四年制的学校,在成都,那是省里顶尖的师范学院了。1988年毕业后,他在丰都一家贸易学校里教了六年,然后涪陵这边给了他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