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跑步（第6/17页）

“这是什么字？”我问道，指向那个错过的字。

“浙，浙江的浙。”

“第三声”？

“第四声”。

我深吸口气，把全篇再读一遍，这次完美无缺。这是个胜利——我转向廖老师，我的眼睛说（或者至少我希望它在说）：现在你觉得我怎样？但廖老师的目光因无聊乏味而显得呆滞，她说，“再读下一篇。”这些，毕竟只是段落而已。任何一个学校里的小孩都能搞定。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乃是预期之中的，而失败则遭到批评，迅速纠正。你要么对要么不对；这里没有中间地带。当我对这门语言渐具勇气后，我开始尝试新的字眼，新的结构，这很好不过也有风险。我会写一组句子，用一些廖老师不指望我能了解的词汇，而且我敢发誓说她显得有些畏缩，流露出不情愿的敬佩之意。然而她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写错的那部分。

我渐渐恨上了“不对”；它的发音在嘲笑我。那声音颇为刺耳：“不”是一个升调，而“对”则突然跌落，好像我的信心，建立起来，又立刻崩溃。它让我更心烦之处，在我知道廖老师说的乃是实话：基本上我就这语言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我是一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我应当能接受批评，在需要的时候。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习惯了我的自尊被安抚；我想要有人赞扬我的努力。我不介意批评，只要那上头包一层糖衣。我掉进了一个相同的陷阱中。从前我曾听一些美籍华裔的朋友们抱怨过，做小孩时他们在学校里习惯了美国教育体系中温和的纠正方式，而回到家里，他们那些中国脑筋的父母只是说道，不对。那成绩单上仅有的一个B就盖过了环绕在周边所有的A。继续努力；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呢。

就这样我继续学习。我感到受挫，然而我也很顽固；我下了铁心要让表现给廖老师看我对了。几乎所有我闲暇的时间都用来学中文，我书架上的卡片飞速增长。到十一月的头一个星期，我已经认识了三百个字。我不是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我隐约想到说我要读报纸，那需要两千到三千个字。但最主要的，我还是清楚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识，而且要尽快。

在早晨，我跑去插旗山的山顶，我在石级上狂奔，我的肺在长江上空燃烧。这努力叫人心满意足——有挑战性，却不复杂，而且到了尾声时，我能俯视着城市，看到自己的成就。这同学习中文的努力不同，那儿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束点，给我的挫折感多于满足感。

跑步是有技巧的，某种意义来说，它是我在涪陵此时唯一的技能。其他所有人看似都有些他们所在行的；包子店的老板做包子，擦鞋的女人擦鞋，棒棒军在他们皮革般的肩膀上扛货物。我的意图则不那么清楚——我是个教师，这工作挺满意，名分也清晰，但在我离开这校园后就会消失。城里的大多数人只看到我的种种失败，无法避免的误解，以及笨嘴拙舌的交流。

而且他们总是细致地观察我。在公众场所，这关注那么强烈，让我时常表现出一种拙劣的自我意识来，而因为我的体型突然超出了平均水准，这情形更其夸大。在美国我被认作是小个子，1米75，而现在我人生中首次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了。我在公交车的门口会撞到头；我狼狈地挤到餐厅的迷你型桌子后。我像是爱丽丝游仙境一般，吃着葡萄干蛋糕，发现自己的世界颠倒了。

我主要还是想找到样自己能干得好的事儿。这也是该城简单的例行日程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我会密切观察一个棒棒军或者一个馆子里的厨师，仅仅因为他们的活儿干得好。我的关注中带着那么点窥淫欲，至少我是带着那种性无能偷窥者式的嫉妒之意。在许多日子里，我只求掌握一项简单的技能，只求我能反复干一件事儿，而且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