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精子（第3/4页）

我闻到了开心果和微微的柠檬味。冰激凌的味道出来了，经过混合，气泡出现在冰晶和奶油之间。冰变得轻盈起来，体积也越来越大。原来是橙子，我终于闻出来了，是开心果和橙子冰激凌。

“就算一句话、收音机里的一首歌、一个不经意的观点，又或者是某个来店里买冰激凌的孩子都能让索菲亚伤心不已。你知道小孩子们点冰激凌的样子，个子刚好能看到柜台里的冰激凌，一看到这么多味道，都快晕了。可是通常只能挑两种味道，二十二种味道只能挑两种！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可不容易。小脑袋努力想出所有的可能性，把想吃的味道混为一团。索菲亚拿着勺子，问他们想要哪种味道，却迟迟没有答案。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下来，索菲亚和小孩子看着彼此。

“我的负罪感越来越强烈，好像我们之间有东西被打破了似的，就跟你去阿姆斯特丹那会儿的感觉一样。那时你依然选择了诗歌，丢下了冰激凌店，也丢下了我。你以为我就没有梦想吗？你以为我就只配在店里忙吗？你想过你的选择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吗？嗯？大脑能做出的选择很有限，答案就只有一个：我得留在这里，我得让冰激凌店运转起来。”

这一刻、这些话、这些指责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到了另一个时区，躺在一个摆着一张椅子、一个书桌、一盏灯和一个电视机的房间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天黑了，我的精神却无比清醒，不停地想。“嗯？”卢卡的问题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耳边，不管我身处何地，是在新不伦瑞克，在悉尼，还是在芝加哥。为什么我当时没能给出答案？是因为从来没有怀疑过卢卡想接手冰激凌店的事实吗？我从来没想过他可能还想做点别的，想走一条与为我们设计好的路不同的路。当年我十八岁，只想着自己。

嗯？

再说我也没有回答那些问题的时间。卢卡在问完问题后并没有就此终止，继续说了下去。我本可以打断他，不过我俩都明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冰激凌就快做好了。冰激凌的质感很松，口感很饱满，刮刀发出的声音越来越长。我听不出冰激凌做好的具体时间，只能听个大概，冰激凌就快完成了。

“你走的那会儿，”卢卡说，“我就没有选择了，得接手这家店。我全身心投入生意中，履行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决定不再跟你说话，一个字也不说，不管你尝试多少次，也不管你坚持多久，我就是不说话。你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诗歌，去了南美、亚洲，而我却像头黄牛似的在这里忙碌。现在我跟你说话是因为这样下去行不通了，因为所有人都在沉默。索菲亚整天都在伤心，越来越孤僻。我几乎不敢去看父亲和母亲的眼神。他们不再追问，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罢休。母亲整天默默地祷告，不管是在挖冰激凌的时候，找零钱的时候，还是在看雨的时候。”

我确实看见过母亲祷告，比平时要频繁得多。不过我以为她是在为父亲祈祷，希望他精神健康。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人怎么会为自己没有的东西伤心。可是当我看着索菲亚，看见她那不再发光的头发，红红的眼睛，便发现最后的一丝幸福也不见了。我伤心是因为她伤心，我无心生活是因为她无心生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冰激凌，卖冰激凌。”

闭上眼睛，我看见了无数个画面。索菲亚伸出舌头接雪花，索菲亚用冰凉的手指拉我的鼻子，接着还摇了摇头。索菲亚穿着她妈妈的裙子，簸箕里那缕金色的头发，婚礼上灿烂的微笑和落在那条发光的裙子上的冬日的阳光。

“你必须帮我。”卢卡说。

必须，就跟我欠他似的。

为了帮他，我曾经陪他去索菲亚家，他沉默的时候我就说话。为了帮他，我去了别处，再也没回来。现在我又得帮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