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的父亲爱上了一个83公斤的女子链球运动员（第3/4页）

我也在忙，不过接个电话还是可以的。

“你在哪儿呢？”母亲问，她每次都以这句话开场。

“在爱尔兰的费尔莫伊。”

电话那边突然没了声音，我那74岁的母亲还得适应手机这种现代化科技。虽然她自己没有手机，但还是对无论对方在什么地方，时刻都能说上话的这个事实充满了惊奇。有时候她从地球的另一端打来电话，我半梦半醒地接通电话，说：“我在澳洲的布里斯班。”趁母亲适应的那几秒，我努力去看床头柜上手表发光的指针。我总是游走在世界各地，手机问世前，母亲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我不在身边的日子。

我有一个住的地方，不过感觉上怎么都不像个家。没有种植物，冰箱里也没有牛奶。没人来送报纸，也没有水果盘，不过窗帘和浴巾还是有的。以色列女诗人在短诗《今天我想要》中写道：“我想疲惫地坐在世界的边缘，不再行动。但我依旧一路向前，只为了不去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和无家可归的人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我和我家人之间的距离是有原因的。有时候那段距离会变得很小，很短，几乎到了虚无的程度。有时候呢，测量器具也无法计量出来。

“爱尔兰天气怎么样？”

母亲对天气的关心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当年还在鹿特丹店里上班的时候，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到了超市里，也会偷听别人谈论雷雨寒流的对话。虽说现在退休了，住在离冰激凌店很远的地方，还是忍不住跟所有人问当地的天气。今天的天气，明天的，后天的，下个星期的。对她而言，地点不重要，最终总有可能影响到鹿特丹。母亲总觉得荷兰的天气跟大杂烩似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不过最常见的还是雨水、寒流和风暴。一只蝴蝶只是在巴西上空扇了几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冰激凌店外的一场冰雹。

“晴天，”我说，“这个夏天一直挺平静的，早晨时不时会有雾。”说完还补充了一句，“天上没有乌云。”

母亲没说话，不过我知道她笑了。对于我的选择，母亲的态度大大没有父亲的强硬。就跟她痴迷天气，父亲痴迷各种工具一样，我爱的是诗歌，而我的弟弟是唯一一个还在卖冰激凌的。

“你爸他疯了。”说完母亲便开始重复父亲的话，听到父亲要亲吻贝蒂的肌肉的那一段，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母亲说，“法斯驮·奥里佛就是得了这个病，还把内裤套在了头上。”法斯驮·奥里佛是荷兰莱顿城里威尼斯冰激凌店的老板，退休好几年了，把店交给了大儿子。

“奥里佛太太说法斯驮以为她是邻居太太，还一直捏她的屁股。”

看来我母亲对老年痴呆症的了解多过手机。

母亲突然不说话了，可能是在看厨房柜子上的照片。那是她的小孙子，一个星期前去了墨西哥。

“她的头发是红色的，”母亲接着说，“你爸的新欢留了一头红色的长发。”

我突然想到在爱尔兰街上看到的女人。那里的红发女人很多，她们的脸很容易红，由于皮肤薄，血色很容易就从皮肤里映出来。遇到生人，也会尽量避免目光的交流，国际诗歌节上那位年轻的礼仪小姐除外。她站在一个小小的柜台后面，我发现她的衬衫下面穿着一个粉红色的胸罩，皮肤上有银河似的雀斑。当我再次抬头，看着她的眼睛时，那双眼睛并没有回避，甚至连眨都没眨。她发现了我眼神的扫描路线，最后还是我避开了她的眼神，看向了柜台上的那张表格。

“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呢？”母亲问，“我经常见他一副忧郁的样子，也知道他不喜欢春天，不会好好享受生活，因为他觉得这一生就快过去了。我得经常替他准备好衣服，不然他每天都穿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