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城市从这里突围（第4/12页）

司马相如的琴台、扬雄之洗墨池，杜甫的草堂，陆游的踪迹，薛涛的书笺，青羊宫等本来都值得一说的，但这些均掺杂于前述诸章之中，而且黄口小儿均耳熟能详，似无重复之必要。至于刘备、前后蜀等割据政权的遗迹，除了研究家们要去掘“尸”和少数怀古者要去凭吊外，实在没有向民众称述它的必要。所谓的“一抔黄土尚巍然”，只不过对皇帝权力的变相热爱，我在其中看不出现代人需要的东西，故略而不具。

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

据研究者称，成都街道可考的历史有三百余年，其主要依据是《天启图》《雍正图》《乾隆图》以及民国四年、二十年、二十七年、三十八年的成都等街道四图，互相参证而成（见《成都城坊古迹考》）。那么越到近代，成都的街道越是成形，而且有案可查，时间越久远，便越无查考之据。因而在此我恳请读者原谅我，在一定意义上越过了本书写作上的时间下限，亦即1911年之后的成都这个“死期”，因为那是另一些作者的地盘。不过，文化不大像政治那样出现刀劈斧削的改朝换代，它的延续性使得所有关于时间上的分期变得只是一种理论的可能，而不是实际状况的反映。成都系一城二县（成都县和华阳县）的格局，据清末《四川官报》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成都共有街道438条，小巷113条，而成都的主要街道有117条，因华阳街道大抵比成都多一倍，由此可以推算出华阳幅员大抵是成都的两倍。成都的街道并不是四方平整的，街道的方向大抵多为东西向与南北向，但其间也曲里拐弯，错综复杂。而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也像错综复杂的街道一样，职业成分复杂，难以断定哪条街上住着的人，究竟以什么为生，以什么为业，过着什么样的闲暇生活，有什么样的风俗及相应的价值标准。但是我们可以从专业性市场的形成，看一些专业性街道的形成——《成都通览》里载“卖物街道一览”有143种分属近300条街道，“商铺街道类览”里有玉器帮、栏干帮、绸缎帮、银号帮、药材帮、油米帮、茶叶帮、炭帮、干菜帮、木柴帮等51种行帮——对成都的影响，并且从零星的有特点的居住者那里，探出居住者给成都留下些什么日常生活的点滴遗痕和文化脉络。

从经营者的多寡来看，可以说绸缎帮、药材帮、油米帮、钱帮（包括银号帮）、寿木帮、钱纸帮、栏干帮等位列前茅。正好可以从这些经营店铺大致看出，成都在明末清初的商业情形及其一些相应的特点。成都是四川地区绸缎主产地，也是四川地区绸缎买卖的大市场，成都地区相对的富裕使成都成为绸缎消费在西南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同时，因为1741年从山东传入山蚕饲养，四川（原只产春蚕、秋蚕、四季蚕）有不少地区产柞蚕丝，其产柞丝绸适宜做夏服，产量一定不少，另外绸缎的成本随着机器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有所降低，加之成都习尚享乐，故而形成绸缎买卖商号众多的局面。而药材帮之所以商号众多，众所周知，成都附近的多山地区如阿坝等地区是产药的主要产区，而成都是这些药材外运的主要通道。再者，成都人口众多（寿木帮、钱纸帮、栏干帮较多的原因也大抵如此），气候潮湿，民众耽于享受，因此自唐代以来的药市极为繁荣。钱帮（包括银号帮）的繁荣表明成都的金融业务和商业交易的崛起，流动资金的储备要求甚为丰富，因此做钱帮和银号帮就相应地多了起来。上述帮号经营的多寡及红火的程度，加上五十一个帮号大部分与成都人的日常消费有关，表明成都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如此一来，奠定了成都的商业特点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