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斯坦·菲利普斯

你胡说什么。1977年双友夜总会还不存在？1979年才开门？那我是在哪个夜总会撞见牛皮的？转盘？不，朋友，不可能是转盘，小子，连总理都经常去转盘。过着好日子的名流和中产阶级混在一起，感觉他们联系上了某种文化，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你确定？你怎么可能确定？你从1978年起就没再去过牙买加，对1979年知道个屁。你说你正在写一本关于歌手的书，但你问的这些哪一件和歌手有关系？你知道他老兄1981年就走了对吧？还是你在哪个屁眼里被关到了今天？咱看着像是从母牛背后生出来的吗【223】？你是在写鬼故事吗？歌手的鬼魂在玫瑰堂作祟？说起来，既然你在写歌手，他妈的为什么要采访我？皮尔斯，你觉得咱是他娘的白痴吗？

对不起，你浪费了我的时间？什么屁话，皮尔斯，你坐下。你看看你，问你个小问题，你就气得要他妈冲出房间。不过这大概是你一整天做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你看你的脸涨得通红，像是一个人吃肉噎住了。你他妈给我坐下，亚历山大·皮尔斯。好，你听着：要是你不说清楚你为什么想了解和平运动、乔西·威尔斯、罗爸爸和警长杀手，我就不告诉你我最后到底想明白了什么。如何？成交？

和平委员会甚至有个办公室。歌手为此借出了他的屋子，底楼里面的房间。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人们觉得我们就像亲兄弟。从某个角度说，我们确实是亲兄弟。我和他都是从牙买加的贫民窟生活爬出来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但咱曾经也很擅长音乐。和几个小子在总理——对不起，前总理——前总理父亲家演奏过。甚至和歌手最要好的朋友一起长大。咱总觉得咱挺精明，但谁知道呢？也许歌手比我还精明。很多人有个倾向——也许是贫民窟的特征：假如别人无法毁灭你，你也会毁灭自己。贫民窟的所有人天生就是这个性格，但歌手不知怎么治好了它。你看着我和他在照片上，我和他都比贫民窟的一般人精明，但真正显眼的只有一个人。有些人命中注定会搞砸，哪怕他们很精明，知道不该走这条路。

歌手给了我一个房间当和平委员会的办公室。我还在琢磨我们应该干什么，但首先肯定是要归拢和平演唱会募集到的所有钱。一天下午，罗爸爸派乔西·威尔斯来送西区销售门票所得的款项。歌手在门口歇息，他刚踢完足球。乔西·威尔斯停好白色达桑，下车，歌手看着他走过，然后隔着办公室窗户看我。同胞，我跟你说，要是眼睛真能像X战警漫画里那小子那样发射光束，他这一眼就能连我和屋子一起轰到来世去。乔西·威尔斯刚离开，歌手就径直走进办公室。还没等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就说，那个兄弟是谁？咱说乔西·威尔斯，哥本哈根城的社区活动家，算是罗爸爸的副手。小子我跟你说，虽说那时候咱认识歌手不久，但我已经很熟悉他了，咱见过他有一两次发脾气，但从没见过他或者别人那么暴怒，他气得浑身发抖，有好几分钟字词卡在嘴里，连话都说不出来。咱坐在那儿，看着歌手喘气哽咽，他就有那么愤怒。他说：

——崔斯坦，咱认识那个兄弟。我遇刺的那天夜里，他就在这儿。你想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和平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吗？就是那个时刻。

然后我飞去加拿大，和几个组织讨论和平委员会，到多伦多看望一个同胞。他跟我说了有关演唱会的各种事情，到最后咱忍不住说，同胞，你怎么好像就在现场似的。他说，不，哥们儿，咱在电视上看的，有个频道专门播文化节目。咱不禁琢磨加拿大人到底是怎么看到演唱会的，因为没有人和我谈过版权，这会儿却听说一个叫哥本哈根城促进会的公司把影片卖给了多伦多、伦敦和米西索加的电视台。于是我当然立刻打电话给罗爸爸说，同胞，这他妈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根本不知道影片的事情，因为从头到尾他都忙着保护米克·贾格尔了。但既然一个公司叫哥本哈根城促进会，它肯定来自这个地区，对吧？他说，说不定是国外那个真正的哥本哈根呢，就好像我生下来脑门上写着傻瓜二字。我懒得告诉他说没有白人团队拍摄演唱会的实况。你看，他和我都清楚这件事背后是谁。然后他说也许是警长杀手。我呵呵笑了几声，挂电话之前我又说，系好乔西·威尔斯的缰绳，否则我就替你管管他。纽约WLIB电台请我上他们的谈话节目做嘉宾，于是我请罗爸爸帮我把机票从多伦多改到肯尼迪机场。挂断电话，我忽然改主意去了迈阿密。迈阿密有很多牙买加人还没听说委员会的事情，再说我可以打电话上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