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线/美国的孩子【212】（1985年8月14日）（第2/3页）

——知道咱为什么给你这份工作吗？因为走进这扇门的姑娘那么多，你是第一个有礼貌的。

——是吗，贝茨小姐？

这番对话也不是第一次了。她经营这家职业介绍所，将绝大多数是黑人女性移民的求职者送进豪宅，照顾有钱人非常小的孩子和非常老的父母，我惊讶地发现，两者需要的东西完全相同。为了换取金钱我们忍受各种狗屎（有时候是真的屎尿），他们不过问我们的签证状态和就职经历。因此所有人都是赢家。好吧，双方都是赢家，我只管收钱。谁知道呢。问老板要钱是一码事，雇主乐意给你钱就是另一码事了。

她安排我去的第一个客户住在格拉梅西，这对中年白人夫妇工作繁忙，忘记了他们虚弱的母亲臭得像猫屎，总在谈论亚利桑那号战舰【214】上那些可怜的小伙子。她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空调永远定在十摄氏度。第一次和那对夫妇见面的时候，妻子一眼也没有看我，丈夫看我的时间长得过分。两人都一身黑衣，戴相同的约翰·列侬式黑边圆眼镜。她对着我旁边的墙壁说，她在里面，做你该做的事情去吧。我有一瞬间心想他们是不是希望我去杀了那位老妇人。什么老妇人？房间里只看得见许多枕头和在床上堆成一团的被单。我不得不走到近处，这才看见床中央躺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屎尿的气味险些熏得我转身就走，但想到阿肯色已经不再寄汇票，我就站住了。

总而言之，我做了三个月，最后让我放弃的不是屎尿。住在雇主家里，男人开始觉得他可以不穿衣服走来走去，你的忍耐毕竟也有尽头。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希望我会被吓一跳，但我只看见了又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第五次，他说他妻子去参加退伍军人母亲协会的活动了，我说所以你是要我帮你找内裤吗？第七次，他在我面前晃那话儿，我笑得连连打嗝。房间里的母亲喊有什么好笑的，我告诉了她。哈，我才不在乎呢。她也笑了，说男人的父亲也这个样，哪怕没人买票也要演一场好戏。从那天开始，只要有我在场，老母亲的嘴巴就很利索，甚至有了一点小脾气。但对一个晃屌的男人来说就是大脾气了。我在她解雇我之前辞职了，对贝茨小姐说让我铲屎完全没问题，但我绝对不想和萎缩的白人阴茎扯上任何关系。她很敬佩我居然从头到尾都能坚持说标准英语，甚至能质问她这是不是一家赠送老人护理为附加福利的妓院。

——你上的肯定是纯净高中吧，她说。

——圣童，我说。

——没区别，她说。

约翰·列侬遇刺的那天，我在公园里陪第二个雇主散步。还是一位老妇人，她的健忘症还没严重到忘记自己健忘的地步。我已经带她去过公园，正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她突然说她想去达科塔大楼【215】，无论如何都不肯闭嘴。要么我陪她走一趟，要么她开始撒泼，通常的结局是她对陌生人大喊大叫，说这个黑鬼绑架了她。

——我想去，该死，你拦不住我，她说。她女儿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说我私吞了她的安定药片，然后挥挥手让我们滚蛋。我陪着她和另外两千人在达科塔大楼外待了一整个晚上。我记得我们唱了一整夜的《给和平一个机会》。唱到某个时候，我也跟着唱了起来，甚至洒下几滴热泪。两周后，她过世了。

过了一周，我去布鲁克林一家名叫“星轨”的牙买加俱乐部。别问我为什么，我不喜欢雷鬼也不跳舞。上帝做证，我对这个社群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但就是想去，因为我无法将那些死亡赶出脑海。星轨俱乐部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差不多算是一幢褐砂石豪宅。我走进去的时候，音响正在播放格雷戈里·艾萨克【216】的《午夜护士》。有几个男女盯着我，就好像他们肩负观察来访者的任务，就好像这是什么西部片似的。偶尔飘来一缕大麻或雪茄烟的烟雾。假如我在这儿待得太久，就注定会有某个牙买加人觉得她认出了我，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情了。因为聊着聊着对方会问我在干什么，不等我回答，她就会告诉我她在干什么、她住在哪儿、谁谁谁胖得一塌糊涂、谁谁谁像兔子似的生了一窝又一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