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沃尔夫坐在自家外面看着那个英国军官骑车离开，内心充满愤怒和绝望。

他还记得自己孩提时这栋房子的样子，热闹非凡，充斥着欢声笑语，人来人往。那扇雕花大门的旁边总有一个守卫，一个来自南方的黑皮肤巨人，坐在地上，对地面的灼热无动于衷。每天早晨，一个上了年纪、几乎失明了的阿訇，会在院子里背诵《古兰经》的章节。院子三面都有拱廊，家族里的男人们这时会坐在廊下阴凉处的矮榻上，抽着水烟袋，等着仆人男孩们把装在长颈壶里的咖啡端上来。另有一个黑人守卫站在女眷居室的入口，女人们百无聊赖地待在居室里，日益肥胖。白昼漫长而温暖，家族财势雄厚，孩子们都被宠坏了。

那个英国军官，穿着短裤，骑着摩托车，带着一脸倨傲，还有藏在带檐军帽阴影里那双不停窥探的眼睛，闯进了沃尔夫的家，亵渎了他的童年。沃尔夫真希望当时能看清那个男人的脸，因为他总有一天要杀了他。

他在旅途中总是思念着这个地方。在柏林，在的黎波里，在阿尔及拉，在穿越沙漠的痛苦和疲惫中，在逃离阿斯尤特的恐惧和仓促中，这栋别墅代表了一个安全的天堂，一个在旅程的终点可以让他休息放松、洗去风尘、恢复到最佳状态的地方。他一直期盼着躺在浴缸里，在院子里轻啜咖啡，把女人带到家里那张大床上。

现在他只能走得远远的，不能再靠近。

他整个上午都待在外面，要不就在街上走，要不就在橄榄树下坐着，就是防着纽曼上尉记得那个地址、派人来搜查房子。他预先在露天市场买了一件加拉比亚，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人过来，他们要找的是欧洲人，而非阿拉伯人。

出示真实的证件是个错误。他后知后觉地认识到这一点。问题是他不信任阿勃韦尔伪造的东西。和其他间谍会面和共事时，他听过不少关于德国情报机构伪造的文件带有愚蠢而明显的错误的可怕故事：糟糕的印刷，劣质的纸张，甚至把常见的英文单词拼错。在他被送去学习无线电密码课程的那所间谍学校里，当下流传的说法则是：每一个英国警察都知道如何从限量配给卡上一串特定的序列号判断出持卡人是个德国间谍。

沃尔夫权衡了一下几个备选方案，挑出看起来风险最低的那个。他犯了错，现在他无处可去了。

他站起来，拎起行李箱，开始走起来。

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他的母亲和继父已经去世，但他还有同母异父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开罗。他们要把他藏起来是很难的。英国人可能今天之内就会查出别墅的主人，一旦查出来，弟弟妹妹们立刻会被质询；即使他们看他的面子愿意说谎，他们的仆人也肯定会告密。况且，他也无法真正信任他们，因为当继父去世时，尽管阿历克斯是个欧洲人、是继子而非亲生，他作为长子，还是分得了别墅和一部分遗产。分遗产的事在当时闹得很不愉快，出动了律师；阿历克斯不肯让步，而其他人一直没有真正原谅他。

他考虑要不要入住谢菲尔德酒店。不幸的是警察肯定也想到了这一点。现在谢菲尔德那里一定已经收到阿斯尤特谋杀案凶手的外貌描述了。其他的大酒店很快也会收到。这样一来就只剩下那些小旅馆了。这些小旅馆有没有收到警告取决于警方想搜得多彻底。既然牵涉到英国人，警方可能觉得必须谨慎细致一些。不过，那些小旅馆的经理们往往很忙，不会花太多精力应对多管闲事的警察。

他离开花园城，往商业区方向走去：和他离开开罗时比起来，街道更加繁忙和嘈杂了。有无数穿制服的人，不只是英国人，还有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巴勒斯坦人、印度人和希腊人。苗条而时髦的埃及女孩们穿着棉质长裙，戴着沉甸甸的珠宝，她们比起那些红脸庞、无精打采的欧洲同龄人来显然胜出一筹。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里，在沃尔夫看来，穿着传统黑色长袍和面纱的人比从前要少。男人们之间的问候方式仍和从前一样热情豪放：先把右臂向外一挥，然后两只手合在一起，发出响亮的击掌声，握手至少要持续一到两分钟，同时要用左手抓住对方的肩膀，兴高采烈地交谈。得益于天真的欧洲人的涌入，乞丐和小贩们声势十分浩大。穿着加拉比亚的沃尔夫可以免受其害，而外国人们则被这群人团团围住：瘸子，抱着爬满苍蝇的婴儿的妇女，擦鞋的男孩，什么都卖的小贩，商品包括二手剃刀和号称贮有可用六个月的墨水的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