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4/13页）

她拍过公园里的树林、夜晚的街灯、园林工人砍倒被雷电劈中的橡树。她拖着大画幅相机，到市中心拍摄一座横跨三河交汇处的生锈的大桥。她拍过沃伦的橄榄球赛，从看台俯视球场，球员们就像火车模型里的微型人偶。“那是我？”沃伦凝视着其中的一个小人偶问。“就是你，小鹌鹑。”米娅说。她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女巫，对着球场魔杖一挥，少年们就变成了豌豆大小的塑料娃娃。

第二天，她把这张照片拿到威尔金森先生家，准备给他看，可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黛拉昨晚去世了，”儿媳扫了一眼米娅脖子上的相机和手中的照片，问她，“你有什么事吗？”葬礼结束后，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和儿子劝说他搬到了银泉的退休之家，因为那里离他们住的地方更近，米娅甚至没有机会和威尔金森先生道别，更不用说给他看照片了。她背着她的相机，又成了一个人。

1979年秋天，读高三的米娅申请了纽约美术学院，申请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镇子附近的一座废弃建筑中拍摄的一组照片。趁感光剂没有干透的时候，她拿湿布擦拭相纸表面，用针尖刮去照片中的图像，只留下像针一样细的白色线条，营造出一种翻转过来的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灵在废弃工厂门外的台阶上徘徊，杰米森汽修厂的液压起重机顶部停着一台只有轮廓的轿车，两个幽灵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沃伦曾经仔细打量照片中的这两个小孩，发现其中一个头顶翘起一撮头发，很像他本人，另外那个脖子上系着丝巾，应该是米娅，丝巾上挂着的相机很沉，压得她的腰稍微有点儿弯。虽然两人不曾有过这样的合影，但这幅作品让人觉得他俩经常在这座公园里的煤渣山上玩，仿佛将姐弟俩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过去的时光。“等他们把照片寄回来，可以把这一张给我吗？”他问。

两人的父母却不觉得这些照片——还有米娅的其他作品——多么有魅力，他们甚至不把女儿所做的事称为“工作”或者“艺术”，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他们是中产阶级，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产阶级城镇住了一辈子。在他们眼中，“工作”是一种务实的行为，目的是修复或者制造有用的东西，假如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用，那就没有做这件事的必要。因此，所谓“艺术”是有钱有闲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不过是一种奢侈的消遣。其实，也不能为此责怪她的父母，赖特先生的本职是修理工，一手创办了赖特维修公司，有时给教堂修理屋檐（一窝松鼠在教堂房顶挖洞，碰掉了一块屋檐板），有时为邻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锈的U形管。赖特太太在医院做护士，职责是数药片、抽血、换便盆，最熟悉的莫过于值夜班和两班倒。他俩都是长期劳作的人，攒下的钱用来还房贷和两辆别克的车贷，还得养育儿女，对于两个孩子，赖特夫妇可以自豪地说，姐弟俩什么都不缺，更难得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宠坏。

可现在米娅却变成这样。她在地板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先给沃伦照一张全身相，然后把他的形象剪下来，贴在旧鞋盒的表面，做成立体模型，把模型摆在一圈橡果中间，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围的小矮人。这样的创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认为不值得女儿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有时赖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还没有脱，手上的油污也没来得及洗，米娅就跑过去恳求父亲给她几美元买胶卷，嘴里说着“我会还你的，我保证”，可实际上她却很少还钱。母亲给她钱买新校服，米娅会把旧衣服上的破洞补好，省下这些钱买胶卷，穿着因为身高增长而短得过分又洗得发白的裙子到处跑，拍摄更多的照片。虽然在汽车餐厅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但米娅不会用赚来的钱买衣服或者二手车，而是攒下来买摄影器材，买的相机也很奇怪，家里的其他人根本不会用——每当米娅给他们讲解使用原理，他们会立刻失去兴趣。不过，高三时，米娅倒是给一家四口拍过一张全家福，她母亲给照片镶框，挂在起居室的墙上。尽管如此，看到装在旅行袋里像公文包那么大的那台相机，父母还是会觉得失望：花了那么多的钱，就买来一件这么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