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国文学(第2/3页)

从上面的选课中可以看出,我在清华大学四年,兴趣是相当广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几乎都涉及到了。我是德文专门化的学生,从大一德文,一直念到大四德文,最后写论文还是用英文,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师是艾克。内容已经记不清楚,大概水平是不高的。在这期间,除了写作散文以外,我还翻译了德莱塞的《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史密斯(Smith)的《蔷薇》,杰克逊(H.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马奎斯(D.Marquis)的《守财奴自传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荷尔德林的一些诗,其中《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代替一篇春歌》、《蔷薇》等几篇发表了,其余的大概都没有刊出,连稿子现在都没有了。

此时我的兴趣集中在西方的所谓“纯诗”上,但是也有分歧。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泰戈尔是主张废除韵律的,他的道理并没有能说服我。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法国的魏尔兰、马拉梅和比利时的维尔哈伦等。魏尔兰主张:首先是音乐,其次是明朗与朦胧相结合。这符合我的口味。但是我反对现在的所谓“朦胧诗”。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文学艺术都必须要人了解,如果只有作者一个人了解(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就了解),那何必要文学艺术呢?此外,我还喜欢英国的所谓“形而上学诗”。在中国,我喜欢的是六朝骈文,唐代的李义山、李贺,宋代的姜白石、吴文英,都是唯美的,讲求辞藻华丽的。这个嗜好至今仍在。

在这四年期间,我同吴雨僧(宓)先生接触比较多。他主编天津《大公报》的一个副刊,我有时候写点书评之类的文章给他发表。我曾到燕京大学夜访郑振铎先生,同叶公超先生也有接触,他教我们英文,喜欢英国散文,正投我所好。我写散文,也翻译散文。曾有一篇《年》发表在与叶有关的《学文》上,受到他的鼓励,也碰过他的钉子。我常常同几个同班访问雨僧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有名的水木清华之匾就挂在工字厅后面。我也曾在月夜绕过工字厅走到学校西部的荷塘小径上散步,亲自领略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描绘的那种如梦如幻的仙境。

我在清华时就已开始对梵文发生兴趣,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更加深了我的兴趣。但由于当时没有人教梵文,所以空有这个愿望而不能实现。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才开始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后又从西克教授学习吠陀和吐火罗文。梵文文学作品只在授课时作为语言教材来学习。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西克以耄耋之年出来代他授课。这位年老的老师亲切和蔼,恨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学问和盘托出来,交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他先后教了我吠陀、《大疏》、吐火罗语。在文学方面,他教了我比较困难的檀丁的《十王子传》。这一部用艺术诗写成的小说实在非常古怪,开头一个复合词长达三行,把一个需要一章来描写的场面细致地描绘出来了。我回国以后之所以翻译《十王子传》,基因就是这样形成的。当时我主要是研究混合梵文,没有余暇来搞梵文文学,好像是也没有兴趣。在德国十年,没有翻译过一篇梵文文学著作,也没有写过一篇论梵文文学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也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研究梵文文学。我的兴趣完完全全转移到语言方面,转移到吐火罗文方面去了。

1946年回国,我到北大来工作。我兴趣最大、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由于缺少起码的资料,已无法进行。我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意思是说,国内有什么资料,我就做什么研究工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管我多么不甘心,也只能这样了。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翻译文学作品的。解放初期,我翻译了德国女小说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西格斯的小说,我非常喜欢。她以女性特有的异常细致的笔触,描绘反法西斯的斗争,实在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以后我又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翻译了《五卷书》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佛本生故事》等。直至此时,我还并没有立志专门研究外国文学。我用力最勤的还是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我努力看书,积累资料。50年代,我曾想写一部《唐代中印关系史》,提纲都已写成,可惜因循未果。十年浩劫中,资料被抄,丢了一些,还留下了一些,我已兴趣索然了。在浩劫之后,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命运是永世不得翻身。但我又不甘心无所事事,白白浪费人民的小米,想找一件能占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旷日持久的翻译工作,从来也没想到出版问题。我选择的结果就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大概从1973年开始,在看门房、守电话之余,着手翻译。我一定要译文押韵。但有时候找一个适当的韵脚又异常困难,我就坐在门房里,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大半都不认识,只见眼前人影历乱,我脑筋里却想的是韵脚。下班时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路上我仍搜索枯肠,寻求韵脚,以此自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