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写这部小说时，我住在医院的宿舍里。夜里经常听见有人哭泣的声音，是从对面的住院大楼里传过来的。我不知道是有人死去，还是有人在为自己的病感到伤心。但我时常因为这声音而睡不着，站在窗台上看对面病房亮着的灯，突然觉得死亡离我只一步之遥。那感觉像有人缓缓地在你身体里注入冰镇过的药水，从皮肤表层一直凉到扣紧地板的脚趾，对疾病莫名的恐惧像纤细的刺一样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既无法用针挑出来，也无法忍受它在那里隐隐作痛。于是我开始观察和记录我的眼白和舌苔的颜色、牙龈出血和胃痛的频率、手指甲盖上那个白色的月牙的弧度大小、脱发和白发的情况和大概的数量。我像神经病人一样出没在各大医院，急切地询问医生我还有多久可活。可是医生告诉我，我好好地，什么病也没有。但我不相信，并且更加确定我快完蛋了，因为一声从不肯给频临死亡的人说实话。

于是我开始哭泣，没完没了地哭泣，趴在枕头上行，同那些真正的病人一起打搅入睡者的梦境。

还有一个男人时常买醉。在家里疯狂地咆哮：“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天哪，着感觉真糟糕。”那声音听起来比病人的哭泣声更加令人感到害怕。既像是一个失败者在对自己的良心进行谴责，又像是一个亡命者在无路可走时发出的绝望喟叹。我猜想他一定是事业受到了挫折、离婚、孩子失踪、头彩被人冒领，或者仅仅是他碌碌无为的人生令他对命运的安排感到恼羞成怒。可是生之为人，谁都有困难的时候，有人可以平安度过，有人却不能。我相信他是后者，因为他选择了酗酒。

有一天，他就站在我的窗户底下与门卫交谈。我住一楼，把他们的对话听的一清二楚。他说：“你怎么可以给别人说我欠你二十块钱呢？”

“是的啊，你是欠我二十块钱啊，你自己可能忘了。”

“那你可以直接问他要，怎么可以到处去乱说我，说我故意不还你呢？”

“我没有乱说你呀，我只是无意聊到了这个话题。”

你还不承认，你说了些什么，我都已经知道了。“

接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声，像是动了手。突然门卫大叫一声：”救命啊，杀人啦。“

我推开窗户，院子里却空无一人。夏日的午后一如往常的悄然无声。难道那个男人行凶后拖走了尸体？还是我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入了假寐？我飞奔到门卫处，只见两个女人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嗑瓜子拉家常。我说：“你们听见了么？好像有人打起来了。还有人叫‘救命’。”

“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啊，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刚刚啊，就在我家窗户底下。”

“没有的事。”

我疑心着，一连好几日留心观察门卫身上是否有打斗过的痕迹。可是没有，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他笑眯眯地替人收取包裹，派发信件，指挥车位、关大门、开大门，尽着一个守门人应尽的责任。没有任何的疑点，“窗户杀人事件”在我的心里成了一个久久解不了的谜团。

直到有一天，门卫突然换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人的腰上缠着白色绷带，遇人就给别人看，说：“幸好我跑得快，不然差点没命。”我才反应过来，原来，门卫有两个人。

那时，我突然地意识到，原来我们离死亡是这样的近，近在咫尺。

疾病可能引起死亡。

车祸可能引起死亡。

吃皮蛋和啤酒可能引起死亡。

极度的快乐或者极度的悲伤可能引起死亡。

连二十块钱都可能引起死亡。

但这些统统都不可怕。————赍志以没，才最最可怕。

我最喜欢的女编剧廖一梅说：“我感到我的青春即将逝去。我觉得我一定得留下点什么来纪念他，便写了《恋爱的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