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第2/4页）

那晚的电影是《红灯记》，许明明看了无数遍，所以，她嗑瓜子嗑得比看电影起劲。她的眼睛不老实，左右到处瞟，她是在找林立夏。她想着待电影完了，就快步走到他的前面去，他肯定会叫住她，要求与她同行，像以往任何一次一样。她会屈尊将贵地假装很荣幸，跟他笑眯眯地说些有的没的。她自觉今日说的话有些重，想要挽回一点局面。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很在乎林立夏，她第一眼见到这个穿海魂衫的少年便觉得可亲，因为上海的知情都流行穿海魂衫，见到他，好像又见到以往的伙伴们。电影到一半，许明明摸索着去上厕所，才发现林立夏坐在最后一排，和旁边的女知青聊得正酣，她突然觉得再没有必要去找他。他也许根本就不在乎那几句重话。回去的路上，刚巧林立夏与她走的同一条路，她大摇大摆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他也没叫她，她佯装回头找人，他只顾着和同伴说话，看也没看她一眼。她从包里摸出最后一颗瓜子，送到嘴里嗑得一声响，把瓜子壳“呸”地吐到地上，林立夏手抄在裤包里，就走到她的前边去了。

林立夏再也没来找过许明明，许明明渐渐地就把他给忘了。有一天她上山去砍柴，不小心碰到了漆树，没一天的工夫脸肿得跟馒头一样，好多天也没有消下去。北京来了个摄影师，要拍知青的生活，见到她，拍手叫好，举起相机就不肯放下，说：“这个好，别人一看你脸这么胖，就知道知青的生活水平不错。”她拗不过他，让他拍了几张，他答应多洗一份给她的母亲寄去，她母亲收到照片，到处给人看，说：“组织真有远见，把她分配去了那里，还挺适合，人都胖了一大圈。”殊不知，许明明过敏得越发厉害，已经开始痒痛起来，忍不住去挠，一挠就红，整张脸像炸开了花，她气得捂着被子哭了一下午，不去劳动，工分也不挣了。

有人敲她的房门，她有气无力地问：“谁？”外面的人说：“我带了瓶药来，涂到脸上，一天两次，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许明明掀起衣角抹了抹眼泪，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是林立夏，林立夏说：“以前我也过敏过，擦擦药就好了，没事的。”许明明感激地看着林立夏，说：“不是说，村里没有这药了吗？”林立夏说：“那还不简单，别的村有啊。”许明明突然想起昨天林立夏旷了一天工，人把他寻遍了也没寻着，书记气急了，扣了他不少的工分。原来他是给她买药去了，她隐约觉得事情是这样的——那得走多远的路？林立夏把一个软皮的药膏递给她，又从绿色的帆布挎包里摸出了一包棉花，说：“给你，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记住别晒太阳，也别吃生辣的东西，再痒也别去挠。”许明明重重地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林立夏的背影，想，还是再等等吧。至于等什么，她也说不清楚。

严振良告发林立夏把手抄本的《牛虻》夹在《毛主席语录》里面看，林立夏打死也不承认。严振良把所有的知青都召集到公社书记的秘室门口，想让大伙一起来批斗他，他不无得意地说：“这家伙都被我抓了个现形，看他还有什么好赖的。”书记摸出一根烟点上，在青蓝色的烟雾中虚起眼睛看他，说：“什么时候的事啊？”严振良说：“我中午经过他们田里，他就坐在那里看，看得可用心了，以前政治活动，叫他学习《毛主席语录》，也不见他这么用心，还和其他人打扑克牌，劝他他还强词夺理地说他在进行脑力劳动。”

书记忍着笑看了一眼林立夏，林立夏坐在一根长板凳上晃着头，腿伸得长长的，叠着脚抖个不停，严振良指着他说：“你们看他现在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就可以知道他看那种书的可能性有多大，中毒有多深。”书记清清喉咙，装成很正经的样子，说：“那么，你有证据么？什么事情，都要讲个证据。”严振良摊摊手，说：“我差一点就抢到手了，他死抓着不放，还踹了我一脚，你看，我衣服上还有脚印。”林立夏嗤笑一声，站起来整理了下袖口，说：“既然证据都没有，还有什么好说的。”严振良两根指头掂起衣服来，说：“这不就是证据？你们来比比脚印不就好了？”书记抽烟抽到烟屁股，才在鞋底刮熄，说：“既然没有证据，那就没什么好多会说的，会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