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红烛泪 杜鹃血（第3/3页）

　　比起从维熙长达20年的囚狱折磨，王纾还算是幸运的一个。三年之后的1961年，她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从秦巴山地回到西安。她没有再进那个高公馆大院，那是伤心之地；她到西安市曲艺剧团去了。这不仅是工作单位的变化，而是她重新完成了一次艺术道路的选择。她不再写小说了，《大尉》留给自己也留给文坛一个绝唱。她重新回到曲艺创作的轨道上去了。我作为一个喜欢小说创作的作家，本能地发生深深的遗憾和惋惜，一个已经呈现出天才征象的小说家逃离了。她重新操起京韵大鼓，又是自己创作自己登台演出；她已不单擅长那一只鼓，很快操练熟悉了山东快书、山东琴书、梅花大鼓、河南坠子、陕西快板、陕西快书，如此等等。她一个人创作完成了配合宣传中心的几个专场的多种曲艺节目，诸如《焦裕禄》、《欧阳海》、《雷锋》、《刑场上的婚礼》等。她在这一时期的曲艺创作呈巅峰状态。我看到她的创作天赋、演出天赋的同时，自然想到她的创作和演出的激情。且不说单篇零星创作，即如这四个专场的人物，都是上世纪60年代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王纾在很短的时间里配合党的宣传中心及时拿出一个又一个专场，我便想到她对英雄她对革命的激情来自精神和心灵深处，绝不会是在闭塞的山村的惩罚性劳动改造所能发生的，我便想到戴在她曾经戴过军帽的头上的右派帽子，当为一种讽刺。

　　我与王纾的丈夫王烈是二十多年前认识的。我们应邀结伴到甘肃庆阳地区的长庆油田驻地去。我早已知道他在戏剧创作上的实力，其话剧和秦腔剧本的魅力，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依然不衰。我在与他相处的一周时间里，看见的总是不慌不急的脚步，永不消失的笑眯眯的眼睛，曾经暗自猜想，这是一个少年得志卓有成就生活也就优裕的城市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家庭灾难。直到二十多年后的昨天，他说在王纾被劳改的三年时间里，他是“又当爹又当娘”抚养一岁的儿子，我突然想到，他的沉稳和笑脸，如果除去先天因素，当是经过太多折磨之后的平静和不惊。

　　我没有太多问及他们夫妻间的生活过程。我已经感知到这是一对堪称模范的夫妻，是由王纾诗文集里领略的：一对夫妻，两个作家，联手创作剧本，互相赠诗酬答，真可谓珠联璧合。尤其是在王纾身拘山地不得自由的年月，他们通信中以诗词相敬赠，鼓舞激励，传达着爱心与温暖，成为渡过劫难的精神支柱。我看到王纾的诗词里习惯性的称王烈为“烈兄”，可见情感里的一般和非同一般。

　　王烈已到八旬高龄。在王纾谢世后，已经编辑整理出版了《王烈王纾剧作选》、《腊月桃——王纾诗文集》，现在即将出版《王纾小说选》，约我为王纾的小说创作说话。我在听他介绍了王纾之后就坦言，我想更多地说说王纾这个作家本人。我在那一瞬，突然记起王蒙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中国人的经历就是一部当代史（大意）。我很折服这句话。王纾的人生经历，光荣和侮辱，天才和无为，幸福和痛苦，有幸和不幸，阳光和冰窟，等等，正是一部生活发展的真实历史。我把她的生命历程简单记叙下来，不单是对她的祭奠，也不单是对王烈老先生的敬重，更是为自己竖起一块警示牌，不可荒废了当下的光阴。

　　（注：文题来自王纾七绝）

　　2004.11.5 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