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陷入与沉浸——《延河》创刊50年感怀（第2/4页）

　　《延河》已成为大家名作云集的一方艺术天地。我在喜欢它的同时，也产生了畏怯心理，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高地。此后十余年的业余创作时日里，我一次也没有往《延河》编辑部里投过稿。我的自我把握是尚不够格，《延河》在我心里业已形成的那个高格。尽管我已经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了七八篇散文。直到1972年的冬天，徐剑铭把我的一篇散文推荐给编辑路萌、董得理，我才走进了《延河》的门槛。

　　这年接到徐剑铭一封信，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文革”中被砸烂的陕西作家协会（当时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工作，为避“四旧复辟”之嫌，改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出于同样的顾虑，即将复刊的《延河》也改名为《陕西文艺》。徐剑铭还告诉我，他刚刚参加过由《陕西文艺》召集的一次西安地区业余作者座谈会，希望大家给刊物写稿，并推荐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农兵）新作者。那时候，许多著名作家被打倒，有的未被“解放”，有的虽被“解放”了，仍心存余悸，无法进入创作，刊物主要靠业余的“工农兵”作者写稿。徐剑铭在“文革”前已是西安地区卓有影响的工人身份的诗人。他说他向董得理、路萌等编辑推荐了我，两人均表示毫不知晓。他说他同时推荐了我刊登在《郊区文艺》上的一篇散文《水库情深》，而且由他剪贴下来送到编辑部。我很感动。这种热心和无私给我以永远动人的记忆。

　　大约是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之后，极“左”到无以复加的“文革”有所收敛，政策也有所调整，体现在文艺界，开始恢复文艺机构和文艺创作。我所在的西安郊区，由文化馆召集本区内的业余文学作者开会，创办了《郊区文艺》自编自印的文学刊物。我和郊区一帮喜欢创作的朋友兴奋不已，写作热情不必说了，而且到印刷厂里亲自做校对。我的散文《水库情深》就刊登在《郊区文艺》创作号上。我尚不知身居城区的剑铭竟然看到了这本内部交流刊物，而且力荐给即将创刊的《陕西文艺》（即《延河》）。

　　时隔不久，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一封信，内装我的散文《水库情深》，是发在《郊区文艺》上的剪贴样稿，在边角上用红笔修改勾画得一片红色。我当时刚刚从村子里下乡回到公社机关，看了附信，得知此稿将在《陕西文艺》创刊号发表，下乡一天的劳累烟飞云散了，饥肠辘辘的感觉也消失了，兴奋得令人慌乱的情绪，竟使我无法坐下来阅读修改的文字。直到晚饭后，我才能静下心来把这篇习作再读一遍，尤其是那些用红笔修改的字句，细细嚼磨，反复推敲，求得启示。

　　之后大约两三天，我借着到郊区开会进城之机，顺便送去了修改稿。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和《陕西文艺》编辑部，在东木头市那条巷子里。怀着诚惶诚恐却也兴奋的心情走进院子，问到一间屋子，便看见了董得理和路萌，说过几句很诚恳的见面话之后，董得理离开了，由路萌和我谈稿子。我这时才得知，用红笔勾画修改过习作的人，就是和我当面坐着的这个名叫路萌的编辑。他很客气。他很和悦。他很谦逊。他长得细皮嫩脸，文质彬彬又热情洋溢。他最像个文人……我进了早就仰慕着的《延河》的大门了。

　　1973年春天，我到位于纺织城的西安郊区党校参加为期一月的“学习班”。我在公社机关工作已经5年，对关中乡村生活和农民世界开始有初步了解。我的工作，除了参加会议，多是跑在或住在生产队里，很少有相对安定和清闲的日子，这次长达一个月的有规律的作息时间的日子，对我来说简直称得上享受了。就是在这期间，我利用早起的时间，或是晚上看电影的机会，躲开大厅通铺的人，写成了我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中学作文本上的小说除外。这篇小说从字数上来说具有突破的意义，接近两万字，是我结构故事完成人物的一次自我突破。我记不清是用信寄到《陕西文艺》编辑部，抑或是亲自送去的，只记得时隔不久，便收到董得理用很富功力的毛笔字写下的长信，对这篇小说完全肯定，多有赞美的评语，而且似乎说到编辑们传阅过程中的热烈反应，信末约我到编辑部交换一些细节处理的意见。我同样利用到城里开会的机会，第二次走进东木头市《陕西文艺》编辑部的大门。这回是董得理和我谈稿，我似乎能觉察到他在刊物编辑部负有重要责任。他很兴奋，完全是对他喜欢的一篇小说言不由衷的兴致。他也很严谨，对小说的细部包括不恰当的字词都谈到了。他又很坦率，谈到真正的文学和当时流行的“假大空”文艺的区别，我更感动他的胆识和真诚，第一次谈话就敢说对“假大空”类文艺的不恭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