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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有气没力地微微一笑。“当我还是一个人，有权利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时候，我对作家们描写恐惧的那种表现手法，往往表示怀疑——说什么受到恐惧袭击的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啦，他的四肢一点也动弹不得啦，冰冷的寒战传遍他的脊梁啦，浑身冒着大汗啦，我认为那都是些陈词滥调，俗套文章。也许是这样。可是，那倒也是真情实况。我现在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滋味，虽然在我淳朴无知的年代，这种情况曾经叫我发笑。”

一个侍者走过来。“你们两位先生想找个伴儿吗？”

“不。”

他朝我伛下身子。“在你们回答‘不’字以前，可否让我提请你们注意那两位坐在吧台边的女士？”

我朝她们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似乎长得很健壮。两个人都穿着紧窄贴身的夜礼服。我看不清她们的脸蛋。“不。”我又说了一遍。

“她们都是贵妇，”那侍者说，“右边那一位是德国人。”

“是她叫你来的吗？”

“不，先生，”侍者答道，露出一抹叫人消除疑虑的天真微笑，“这是我自己的主意。”

“好吧。那就别提了。你还是给我们来点吃的东西吧。”

“他要干吗？”施瓦茨问。

“他要把我们拴在玛塔·哈里[29]的孙女身上。你一定是小费给太多了。”

“我连账都还没有付咧。你以为她们是特务吗？”

“很可能。可都是冲着世界上那个真正的‘国际人物’——金钱。”

“是德国人吗？”

“其中一个是。”那侍者说。

“你以为她是被派遣来哄骗德国人回去的吗？”

“我有点怀疑。眼下这类事情在俄国人身上发生得更多。”

那侍者把一碟开胃小菜给送来了，这道菜是我点的，因为酒劲上来了。我打定主意要保持清醒和机警。“你不想吃东西吗？”我问施瓦茨。

他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烟卷会泄露我的秘密，”他说，“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彻底检查了一遍。我的火柴也是从法国带来的。我把它跟剩下的纸烟一起扔掉，另外买了德国产的。后来我又记起来，我的护照上有法国的入境印章和签证，万一查问，我也不难说明这些法国烟卷的来源。我浑身大汗，并且为了这样害怕而跟自己大发雷霆。我重新回到公用电话间去。

“我必须再等一会儿。有个女人佩戴着很大一个党徽，连续拨了两个号码，大声发着命令。第三个号码没有接通。那女人走了出来，一副妄自尊大、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拨通了一个朋友家的号码。那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的嗓音。‘能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吗？’我发现我的嗓音有点儿沙哑。

“‘请问您是哪一位？’那女人问道。

“‘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妻子或者女仆，但是信任她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个错误。

“‘请问尊姓大名！’那女人说。

“‘我是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答道，‘请你就去跟他这样说吧。有紧急的事。’

“‘我很抱歉，’那女人的嗓音答道，‘要是您不肯告诉我尊姓大名，我是没法为您去通报的。’

“‘你得破个例啊，’我说，‘马顿斯医生正在等着我的电话呐。’

“‘既然是这样，那您当然可以把尊姓大名告诉我了……’

“我急得没办法，便拼命地搜索枯肠。随后，我听到那边把话筒给挂上了。

“我站在灰暗的车站里，风在其中穿梭。我的第一步，看起来好像那么简单，可就走错了，于是，第二步该怎么走，我便心中无数了。也许我应当直接打个电话给海伦，她家里人会听出我的嗓音来，这个险我只得冒一下了。我不妨另外讲一个姓名，可是讲什么姓名呢？就说是马顿斯医生吧——那会儿别的姓名我一个也想不出来。我迟疑着。随后有个主意浮上我心头，那么清楚明白，即使我十岁时的一刹那间也会闪现出来。干吗不给马顿斯医生打个电话去，就把我小舅子的姓名冒用一下呢？马顿斯跟他挺熟悉，十年前就对他十分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