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4/6页）

那时照顾猫的所有工作，必然全都落到我母亲头上。男人负责农事，女人照料家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算农庄的家务比一般城里所谓的简单家事要忙上一百倍，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变。何况能者多劳，就算只是以个性与能力来评断，这份工作也是非她莫属。她精明能干、通情达理，又富于人情味。同时，她又非常务实，不会轻易感情用事（不论从哪方面来看，我母亲都显得十分实际）。但最重要的是，她是那种了解事情该怎么做才最好，必要时也会动手去做的务实主义者。她是一个真正的厉害角色。

这些道理其实我父亲也都懂，他毕竟是一个乡下人嘛。但他对这一切却总是有些不以为然；每当有事情必须解决，有待进一步的计划，或是不得不采用最后的非常手段时——理所当然地总是由我母亲负责执行。“所以就这么决定了！没错吧！”他一开始会半是愤怒、半是钦佩地冷言冷语，“什么大自然嘛，”但他最后总是会屈服，“平常倒还挺好的，但只要一失控就不行了。”

但我母亲向来总是不遗余力地维护大自然的法则，事实上这不仅是她的责任，同时也变成了一种负担，像她这种个性，自然不愿浪费时间，来讨论这些多愁善感的哲学问题。“反正这又不用劳您的大驾，是不是啊？”她会这么回答。她的语气很幽默，似乎只是随口开开玩笑，但这句话自然带有怨恨的意味，因为我父亲并不用去淹死小猫，射杀蛇群，处死病弱的家禽，用硫磺熏白蚁窝。我父亲甚至还很喜欢白蚁，常常看白蚁看得入迷哩。

这一切使我更加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可怕的周末，母亲会抛下我，让我跟父亲两人，和大约四十只猫一起待在家里。

我事后回想，我所能记得的唯一解释，就只是一句话：“她心肠太软了，连一只小猫都舍不得淹死。”

这句话是我说的，语气烦躁不耐，并带有冰冷强烈的怒气。那时我正在跟母亲对抗，那是一场生死搏斗，一场生存之战，而这或许跟那件事有些关连，但我无法确定。但我此刻忍不住胆战心惊地猜想，她那时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会突然丧失了勇气。或许那其实是一种抗议？那到底传达出什么样的内心悲痛？当年在她突然开口表示，她此后再也不愿去淹死小猫，或是动手除掉极需安乐死的成年猫时，她真正想要传达出什么样的心声？最后，在她明明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这件事在家里一天到晚提到，她不会不晓得）时，她为什么会断然抛下我们两人径自离去？

我母亲拒绝再担任管理者与裁决者的角色，来维持大自然合理繁殖与非理性增生之间的平衡状态，因此在短短一年之内，我们家和房子四周的库房，以及农场周围的灌木丛，就全都猫满为患了。各种年龄的猫：家猫、野猫、半驯半野的猫；长满皮癣、眼睛溃烂、残疾跛腿的猫。更糟的是，其中还有六只母猫怀孕了。照这样看来，要是再不想点儿办法，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家就会变成上百只猫的混乱战场了。

这下非采取行动不可了。我父亲这么说，我这么说，仆人们也这么说。我母亲却抿起嘴唇，一言不发地离开家门。她离家前先跟她最疼爱的猫咪道别，一只虎斑猫，家里所有猫全都是她的子孙。她温柔地抚摸猫咪，并轻声哭泣。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她这人真是婆婆妈妈，我并不了解这些泪水所代表的无助。

在她离开时，我父亲一连问了好几声：“嗯，看来是非做不可了，是不是？”没错，的确是非做不可。于是他打电话给城里的兽医。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们家跟其他二十名农夫共用一条电话线。你必须先等其他人聊完各式八卦题材，交换过各种农场情报后才能使用电话；然后你得打电话到车站，向他们申请一条可以跟城里通话的线路。等到有线路可以用的时候，他们再打电话通知你。从头到尾说不定得等上一个钟头，或是两个钟头。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你坐在那边干等，眼睁睁地望着那些猫，暗暗祈祷这丑陋的事情能够快点结束。我们并肩坐在餐厅的餐桌边，等待电话铃声响起。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才联络到兽医，而他表示，成年猫的最佳安乐死方法就是用氯仿。距离我们最近的药局是在二十英里外的锡诺亚。我们开车去锡诺亚，但那儿的药局周末休业。我们在锡诺亚打电话去索尔兹伯里，拜托那儿的一位药剂师，请他明天托火车运一大瓶氯仿过来。他答应试试看。那天夜晚，我们坐在屋前的星空下，只要没下雨，通常我们晚上都会待在那儿乘凉。我们心里很难过，既愤怒又充满了罪恶感。我们早早就上床休息，好快点儿熬过这段难挨的时光。第二天是星期六。我们开车去车站，但火车上并没有氯仿。到了星期天，一只母猫产下了六只小猫。他们全都是畸形猫：每只都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我父亲说，这是近亲交配的后果。这么说的话，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让几只健康的猫，变成一大群病歪歪的残疾猫大军，实在令人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仆人把新生的小猫处理掉，而我们又度过了另一个悲惨的日子。我们在星期一开车到车站，等到火车，带着氯仿返回家中。我母亲预定在星期一晚上回家。我们拿了一个密闭式大饼干罐，把一只生病的可怜老猫关进去，另外再放了一块浸满氯仿的棉球。我不推荐这种方式。兽医说这会立刻见效，但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