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奈保尔与萨义德之间（第2/3页）

奈保尔在数年之内，几乎走遍了特立尼达、母国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他详细地考察了被征服者的历史，记录了后殖民时代文化遽变的创伤，尤其是构成为民族的个体的命运，以道德家的勇气和讽刺家的锋利，说出了这里所有袒露的和掩蔽的一切。他几次返回故国，写出《幽黯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反叛的今天》等纪实三部曲，描叙了其间的贫困、愚昧、落后、欺骗、混乱、杀戮、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现象；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批判了作为印度种姓制度意识残余的排外观念，“自我中心感”，狭隘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印度特色”的东西。印度知识界群起而攻之，奈保尔不为所动，甚至表示说：“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里流通，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他两次去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四个穆斯林国家，写了两部游记，即《在信仰者中间》(1981)和《信仰的尽头》 (1998)。在书里，他谴责那里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利用宗教对抗西方文化，剌激和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阿拉伯文化。他和萨义德以及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认为文明是分层级的，其中有着原始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区别，从而高度评价西方文明。在描述第三世界的困境时，他坚持西方的价值观念，明确指出:虽然西方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荡，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野蛮落后的理由。在这些后殖民国家里，其实情形更为黑暗。他进而认为，这种黑暗的形成，完全源于这些国家内部:政府的极权统治，缺乏教育的大众，扼杀人性的传统文化，从及众多屈从或支持极权政府的文化人。当他以叛逆的而不是辩护的声音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时，特别不满第三世界的文化人，认为他们从来都是把自己国家的失败诿罪于西方，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希望的。

爱德华?萨义德 (1935-2003) ，美籍巴勒斯坦学者，文化批评家。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教育，五十年代赴美国，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 196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著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等。他抨击印尼的文化人，说他们在现代科技的发展方面虽然发挥了作用，却是苏哈托政权的帮凶；还谴责了一些西方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享受西方文明，一方面无原则地极力美化第兰世界。他甚至以极端的态度宣称：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奈保尔的批判当然要引起萨义德的反批判。萨义德在一篇叫作《智力灾难》的评论中说奈保尔对穆斯林抱藐视态度，是一个与穆斯林世界为敌的人。就奈保尔的《超出信仰》一书，他评论说，那是完全根据“有点白痴和侮辱性的理论”写成的，是“一本愚蠢而沉闷的书”，“一场严重的智力事故”，“某种精神式自杀”“一场一级智力灾难”。他总结道，奈保尔早已停止了思想，变得没头没脑，唯靠声誉过日子，写作只能是浪费才能，更可怕的是沦为“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

所谓“南桔北枳”，奈保尔和萨义德同属东方的根系，而且几乎同时移植到了西方，沐浴一样的阳光空气，并无地域的严格差异，为什么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会表现出如此的对立?在知识分子研究中，比较这两个批判家之间的异同实在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何为“左派”?何为“右派”?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无论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光看固有的标签，一切应以当下的具体的态度为转移。批判精神不是唯一可靠的，只是问题的先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