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祖国、十字架（第4/5页）

对于美国，托克维尔这样论说道：“美国人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无需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就实现了一种民主形态；他们生来就是平等的，而非后来才变成平等的。”美国的这种民主政制及其观念，根源于圣经传统的圣约思想。所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与这个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没有根本性冲突；非暴力斗争能够节节获胜，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政治土壤。金的斗争得到肯尼迪总统和做司法部长的弟弟的支持，当金在伯明翰被关押时，兄弟二人中总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地方当局，为他说话，以确保监禁不致于太苛暴。当在电视上看到金领导十万人向华盛顿进军时，总统不禁对助手赞叹说：“他太棒了！”当权者对反对派如此欣赏，在世界历史上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

朋霍费尔所在的德国，就不是这种情形了。

这个由纳粹党统治的国家，实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它的惯常形态是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在于鼓励个人属于国家，实际上为党和领袖所控制。《纳粹德国》一书的作者克劳斯·费舍尔把当时的德国比作一个等边三角形，希特勒处在三角形的顶端；党和国家则构成三角形的等边，两部分官员多是重叠的、性质相似的。这个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意识形态和暴力，本质是种族主义，反基督教和反人道主义。它对人民进行监视，对舆论进行控制，社会没有独立的工会和其他压力集团的存在；不需要法律程序，随时随地，就可以把敢于批评党和政府的人送进监狱或是集中营。在这样一个专制、恐怖，全社会不知自由、人权为何物的国家里，朋霍费尔能做什么呢?他能和平地改变政府，并通过这样的政府去改革社会吗?

结果，朋霍费尔采取与马丁·路德·金完全相反的手段，也是与自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手段一一一种个人或少数人的密谋的、暴力的手段去保护他的信仰；因为事实上，环境不可能提供任何其他手段给他选择。与其说，如此反抗的手段是他所选择的，无宁说是国家事先代替他作出了选择。

朋霍费尔绝不怀疑任何一种暴力的使用都是罪，但是，他坚持认为，基督徒在一种情况下，即出于对邻人的爱，可以而且必须担此罪责。所以在讲道时，他指出，假若坐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暴力和不公，没有积极地进行抗争，却宣称在政治冲突中保持中立，其实这不再可能是中立。对于纳粹政权，和平姑息还是暴力反抗?哪一种罪更大?朋霍费尔认为，凡是不准备谋杀希特勒的人，从根本上否定暴力的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将与大屠杀的罪恶有关!

在一个专制国家中，持顺从或者反抗的态度，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的命运来说，都是带决定性的，根本不存在“不抵抗”，或是同官方保持合作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和平主义的抵抗方式，那结果如果不是沦为无谓的牺牲，便极有可能堕落为“做戏的虚无党”。不要用美国的现象来看待纳粹德国的事情，不要拿马丁·路德·金的方式来否定朋霍费尔。在金生前，他见到他所参与斗争的果实，已经化为《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高悬于国家法律的枝头之上；在他身后，一样得到美国总统以至于全体人民一致的崇敬。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三个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纪念日的例子，他是唯一的一位非总统而享此殊荣的人。朋霍费尔呢?他是由国家直接杀害的，而且是极其残忍的血腥的虐杀!

朋霍费尔是被他的国家判定为“叛国者”的。国家不是祖国。无须讳言，为了祖国，朋霍费尔确实背叛了他的国家。按照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定义，一个国家远非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个“想象的政治社会”；它不仅具有地理的界限，同时也具有思想上的界限。著名的流亡者卢梭曾经写信给朋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