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4/14页）

据说，标准学者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正如标准文艺家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但是，在启蒙时期，却几乎没有哪一个知识者不是“为人生”的，虽则打着学术和艺术的旗子。

启蒙运动的落潮，乃从知识者自身的蜕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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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从产生之日始，便遭诅咒；甚至连革命者后来也都回过脸去，跟着痛骂起来。

流亡者梁启超，这样讲说革命的恶果：“革命只能产生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文学革命”的旗手之一，启蒙主义者胡适说：“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

九十年代复有著名学者联抉登台，宣称“告别革命”！

一一革命到底是什么呢?

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又说人“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当被压迫者起而维护自己的生存权，而又遭到阻遏时，革命便成了自然的选择。所谓“逼上梁山”，革命的情势其实早经历史安排停当，说到底并非出于革命家的蓄意的宣传。

革命倘能和平进行是好的，可惜不能。革命往往免不了污秽和血。然而，真正的革命者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真正成功的革命，也就只能以最小的本钱换取最大的利息。至于连本钱也无须支付的便宜买卖，无论如何鼓吹，史书上是不见纪录的。在今日的中国学者看来，英国政体恐怕是最稳重最具风度的政体了罢?其底座仍然混有昨夜的血渍！

“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革命以必要的牺牲表达社会正义，而在实质上，它是敬畏生命的。在这里，生命是复数，也是单数。当革命同生命个体发生关系时，它应当成为个人主义一自由主义的守护神；但同人类群体联系起来时，它就是人道主义的伟大的母亲。

既有革命，必有反革命，亦有伪革命。鲁迅指出，中国有一个革命党，就是靠造反起家的“阿Q党”。但是，国人对此竟毫无反应。

革命革命，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

法国大革命乃是革命的经典之作。

对于法国大革命中使用暴力，历来褒贬不一。有一个美国人摩尔，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极力为之辩护。他指出，革命是随着贵族的攻势开始，而在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当时的立宪议会，一群在起义中被挽救的执法者，在旧制度走向灭亡的重大时刻，确曾颁布过一些法令，实行公开选举，废除个人的封建租金义务，废除官职出售，以及禁止“什一税”，等等；但所以这些，都是在手枪的威逼下，在普遍的政治动乱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摩尔说：“如果我们不顾当时的背景，用统治阶级愿意作出让步这一现象来证明革命激进主义是不必要的，那么，我们就会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他认为，“用暴力摧毁旧秩序，是法国走上民主制漫长道路的决定性的一步。”针对把暴力与专制并论的陈腐看法，他进而指出，暴力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整个西方民主道路的起点就是暴力革命。

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了一个被掩盖了的历史镜面:被人们普遍攻击的大革命的种种劣迹，其实是旧制度的遗产。于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偏袒旧制度而竟不加以谴责?

某一种理论被概括为“不断革命论”。革命到底有没有本质的规定性?有没有一定的范畴?倘若有，它可以是无限扩展的吗?

在鲁迅那里，革命的边界是清楚的，有限的。 1927年，当他带着梦幻来到被称作“革命的策源地”的广州以后，相当集中地发表了一些有关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言论。他认为，“'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就是“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无论暴力与非暴力，倘一味维持现状，便不能称作“革命”。相应地，这时候的文学，随之颂扬新政权，“奉旨革命”；甚至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都不能称作“革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