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邝、于,都是在日本留学时候的先后的同学。三人的特性、家境,虽则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好义轻财、倾心文艺的性质,却彼此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比别人深了一点,所以他们对于世故人情,全不通晓。用了虚伪卑劣的手段,在社会上占得优胜的同时代者,他们都痛疾如仇。因此,他们所发的言论,就不得不动辄受人的攻击。一二年来,他们用了死力,振臂狂呼,想挽回颓风于万一,然而社会上的势利,真如草上之风,他们的拼命的奋斗的结果,不值得有钱有势的人一拳打。他们的杂志著作的发行者,起初是因他们有些可取的地方,所以请他们来,但看到了他们的去路已经塞尽,别无方法好想了,就也待他们苛刻起来。起先是供他们以零用,供他们以衣食住的,后来用了釜底抽薪的法子,把零用去了,衣食去了,现在连住的地方也生问题了。原来这一位发行业者的故乡,大旱大水地荒了两年,所以有一大批他的同乡来靠他为活。他平生是以孟尝君自命的人,自然要把曾、邝、于的三人和他的同乡的许多农工小吏,同排在食客之列,一视同仁地待遇他们。然而一个书籍发行业的收入,究竟有限,而荒年乡民的来投者漫无涯际。所以曾、邝、于三人的供给,就不得不一日一日地减缩下去。他们三人受了衣食住的节缩,身体都渐渐地衰弱起来了。到了无可奈何的现在,他们只好各往各的故乡奔。曾是湖南,邝是四川,于是浙江。

正当他们被逼得无可奈何想奔回故乡去的这时候,却来了一个他们的后辈霍斯敬。斯敬的家里,一贫如洗。这一回,他自东京回国来过暑假。半月前暑假期满出来再赴日本的时候,他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卖了,只得了六十块钱做东渡的旅费。一个卖不了的年老的寡母,他把她寄在亲戚家里。偏是穷苦的人运气不好,斯敬到上海——他是于质夫的同乡——染了感冒,变成了肺尖加答儿。他的六十块钱的旅费,不消几日,就用完了,曾、邝、于与他同病相怜,四五日前因他在医院里用费浩大,所以就请他上那间一楼一底的屋里去同住。

然而曾、邝、于三人,为自家的生命计,都决定一同离开上海,动身已经有日期了。所以依他们为活,而又无家可归的霍斯敬,在他们启行之前,便不得不上别处去找一间房子来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