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旧信选编 （《往事与随想》附录）（第4/18页）

卡韦林的文章会很好，对此我深信不疑。它的思想（一部分也包括卡韦林阐述这思想的风格）我是知道的，这已足以使我对这篇文章抱有不同寻常的期望了。

然而，不要以为我不重视你的《偷东西的喜鹊》；我相信，它是优美而充满机智的，按照你的风格而言，这也一定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作品；但是在《谁之罪》以后，不论你拿出什么作品，只要是不如它的，你都会成为无辜的罪人。如果我不把作为人的价值看得与你作为作家的价值同样大，或者甚至更大，我也会像波将金在《旅长》上演后对冯维辛说的一样28对你说：“赫尔岑，你可以死了！”但是波将金错了，冯维辛没有死，他还写出了《纨绔子弟》。我不想犯错误，我相信，在《谁之罪》以后，你写的作品仍会使大家不禁要说：“他是对的，他早已应该写小说了！”这是你应得的荣誉，尽管是句笑话，你是当之无愧的。

你写道：“格拉诺夫斯基可以寄上他的讲稿”，既然可以，为什么不寄？原因在哪里？收到了索洛维约夫29的文章，我不胜高兴，请你代我谢谢他。

1846年2月6日于圣彼得堡

（四）

你写道，我脱离杂志，你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应该高兴；问题不仅在于健康，在于生活，也在于我的智力。要知道，我的头脑正在一天天变得迟钝。记性坏了，脑子给俄国书报弄得乱糟糟的，可是手还得不停地写，对一切发表些老生常谈，官样文章。涅克拉索夫的《在大路上》非常出色，他还写了几篇这么好的作品，而且会写得更多；但他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替杂志做苦工。我理解这一点。休息和自由不能教会我写诗，但能像过去一样给我提供条件，让我好好写作。你不了解这种处境。没有《祖国纪事》我也能生活，也许还会生活得更好，这是很清楚的。我头脑中有不少计划和设想，如果我忙于别的事，它们就永无实现之日；我现在有了名声，这已经够了。

你的《偷东西的喜鹊》带有传奇性质，但叙事手法高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话是美妙的，充满犀利的智慧。我只担心一点：全部禁止发表。我得设法疏通，尽管心中很少把握。医生的笔记30的构思是出色的，我相信你会成功地处理这题材。《丹尼尔·加利茨基》31是一篇切实的、引人入胜的论文。关于卡韦林的文章没什么说的，这是杰作。这样，你们这些懒散而不认真工作的莫斯科人，结果比我们彼得堡的快速作家贡献更大。谢谢你们！

至于我的丛刊究竟是大象还是利维坦32，那么是这样的。丛刊的成功根本不能依靠《在大路上》那样的诗篇。《穷人》33，这是另一回事，那是因为人们早已在议论它了。人们先得买书，然后才读书；在我们这里，先读后买的人是很少的，而且这些人也不会买丛刊。请相信我，在《彼得堡文集》的购买者中，很多人只是因为喜欢《读巴黎的娱乐活动》34这篇文章。我不能冒险，我必须有确实把握，能一举成功，必须像俗话所说的能把庄家的钱赢光。一本丛刊刚售出，忽然第二本又出现了，买书的人已经不信任它。你得给他们新东西，他们不喜欢重复，可是我除了你和米·谢35，还是那些老名字。只有丛刊销售得差不多了，卡韦林的文章才能帮助它终于成功，首先，它的题目只能叫人害怕，大家会说：“这是谈学问，枯燥无味！”这样，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部分小说上，寄托在书的不可思议的厚度上。相信我吧，我不会错，你们莫斯科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理想主义者，你们能够写好书，编好书，但无法打开销路，在这方面你们得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向我们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