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三章（第2/7页）

此外，尽管他们对彼得堡的某个阶层有所了解，对俄国却一无所知；他们真心希望接近人民，然而只是从书本和理论上接近他们。

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太一般了。我们可以一起走路，一起工作，照法国人的说法，一起从事什么活动，但很难在不做什么的时候一起相处或一起生活。要对他们发生重大的影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病态的、毫无顾忌的自尊心早已凌驾于一切之上。7确实，他们有时也要求纲领和指导，尽管这是真诚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他们期待我们阐述他们自己的观念，只有在我们的话与这观念不相违背的时候，他们才欣然表示赞同。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可敬的残疾人，时代的落伍者，看到我们落在他们后面还不太远，便天真地感到惊讶。

在一切不幸中，我最怕门不当户不对带来的“无比的灾害”8，我之始终容忍他们，一半是出于人道精神，一半是不愿多加计较，但这一直使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新关系不能维持很久，这是不难预料的，它迟早要破裂，如果考虑到这些新朋友桀骜不驯的性格，那么破裂必然造成不良的后果。

导致那些摇摇欲坠的关系破裂的，是那个老问题，用腐烂的丝线缝在一起的友谊碰到它便难免如此。我指的是金钱。他们对我的财产和损失一无所知，却向我提出了各种要求，但指望我满足这些要求，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我在风雨交加中，在极少支持的情况下，十五年来维持着对俄国的宣传，那么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我量力而行，限制了其他各种开支。那些新朋友却认为，我尽的力量还太少，因此对这个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却不肯把财产平分给不劳而获的人们的我，便不免怒目而视。显然，他们还抱着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基督的施舍和自愿的贫困便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征集“公共基金”的尝试，收获不大。俄国人不乐意为共同的事业掏钱，除非这是建造教堂，聚餐，宴会，或者得到当局赞许的行动。

在流亡者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却传出了谣言，说我拿到了一大笔钱，是指定作宣传费用的。

那些年轻人认为，从我手中没收这笔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为了理解这一点，应该谈谈1858年发生的一件怪事。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非常短，是一个不认识的俄国人写的，他说他“必须”见我，要我约个时间。我这时正要上伦敦，因此没写回信，亲自前往萨布龙尼饭店找他。他在家。这是个年轻人，样子像军官，有些害羞，神情很忧郁，他的外表与众不同，相当粗犷，像一个草原地主生下的第七个或第八个儿子。他木讷寡言，几乎始终保持着沉默，看样子心情不好，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表达的方式。

我临走时，邀请他过两三天上我家吃饭。但是没过两三天我又在街上遇见了他。

“可以与您一起走走吗？”他问我。

“当然可以，我不怕与您在一起，但这对您恐怕不方便。当然，伦敦很大……”

“我不怕，”这时他突然不顾一切迅速地说道，“我永远不回俄国了……是的，是的，我决定再也不回俄国……”

“别这么说，您还这么年轻。”

“我爱俄国，非常爱它，但是那儿的人……我没法在那儿生活，我要完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建立一个侨居区。我考虑过了一切，现在便直接上那儿去。”

“想到什么地方？”

“马克萨斯群岛9。”

我有些吃惊，默默望着他。

“是的，是的，这事已经决定了。一有轮船，我便动身，因此今天能遇见您，我很高兴。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