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四章（第2/14页）

于是事情发生了。巴泰勒米买了一支手枪，上了子弹，在那一带转悠。转了一天，两天，他突然看到那个宪兵站在拐角上。他背转身子，扣上了扳机。

“你认识我吗？”他问宪兵。

“怎么不呢。”

“那么你记得你做了什么？……”

“得啦，走开，别跟我纠缠。”宪兵说。

“可我得送你上天。”巴泰勒米说，开了枪。

宪兵倒在地上，巴泰勒米走了。宪兵受了致命伤，但当场没有死。

巴泰勒米以简单的杀人罪被判了刑。谁也不想考虑他受到的侮辱有多大，尤其是根据法国人的观念，工人不可能要求决斗，也不可能提出起诉。巴泰勒米被判服苦役。这是在工场和监狱之外，他进入的第三所学校。二月革命后，克雷米厄6任司法部长，重新审理案件时，巴泰勒米获得了释放。

6月的日子到了。巴泰勒米成了布朗基的热烈追随者，投身到运动中。在英勇保卫街垒时他被捕了，被送进了牢房。胜利者枪决了一批人，另一些人则关在杜伊勒里宫的地窖中，还有一些被送往要塞，那里也人满为患，有时为了腾出地方不得不枪毙一些人。

巴泰勒米没有死；在法庭上他根本没想为自己辩护，但利用被告席，把它变成了谴责国民自卫军的讲坛。我们得感谢他使我们了解了秩序保卫者大开杀戒的许多细节，这些勾当大多是暗中干的，有的还是关起门来干的。审判长几次命令他住口，最后打断了他的话，判了他苦役，我记得刑期是十五年或二十年（关于六月事件的审讯我手边没有材料）。

巴泰勒米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往贝尔岛。

过了两年，他从那儿越狱到了伦敦；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再回那里，帮助六个犯人逃跑。他需要一小笔钱（六七千法郎），讲定以后，他便穿上神父的服装，拿着祈祷书前往巴黎和贝尔岛安排了一切，然后再回到伦敦取钱。我听说，计划之所以没有执行，是因为对要不要搭救布朗基还有争论。巴尔贝斯一派和其他人宁可让几个朋友待在狱中，也不愿搭救一个敌人。

巴泰勒米去了瑞士。他与一切党派分道扬镳，割断了联系；赖德律-洛兰一派更成了他的冤家对头，但对自己一派他也并不友好。他太尖刻，锋芒毕露，他的偏激观点使领导人不快，也叫胆小的人害怕。在瑞士，他专心致志研究武器。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结构的手枪，一边打枪，一边子弹自动上膛，这样，手枪就能接连不断向同一目标射击。他打算用这种手枪暗杀拿破仑，但巴泰勒米的狂热性情两次挽救了波拿巴，使他从一个决心不比奥尔西尼差的人手下逃脱了性命。

在赖德律-洛兰一派中，有一个剽悍的人，这便是喜欢决斗、到处游荡、天不怕地不怕的库尔涅7。

库尔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这种人在波兰的地主和俄国的军官，特别是退伍后住在乡下的骑兵少尉中，常常可以见到。属于这类人的有丹尼斯·达维多夫8和他的“酒友”布尔佐夫9，“骷髅头”加加林10和连斯基的决斗证人扎列茨基11。他们也以庸俗的形态出现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奥地利的军营伙伴中。英国没有这种人，但在法国他们却如鱼得水，而且鱼鳞洗得干干净净，显得光亮平滑。这些人勇敢，但冒冒失失，不顾死活，没有头脑，目光非常短浅。他们一辈子只是靠回忆两三件往事在过活，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曾出生入死，割下了某某人的耳朵，或者屹立在枪林弹雨中。有时他们还先给自己编造了一套英勇行为，然后才真的实行，以便证实自己的大话。他们隐隐意识到，这种好斗精神便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夸耀的唯一乐趣，而夸口对他们是比性命更重要的。然而他们往往是很好的朋友，尤其在兴高采烈的谈天中，在还没有发生口角的时候；为了朋友，他们可以拔刀相助，但一般说来，他们有的大多是匹夫之勇，不是崇高的公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