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六章（第3/15页）

彼得堡人嘲笑莫斯科人的装束，看不惯那种轻便短上衣和鸭舌帽，长头发和平民化的小胡子。莫斯科确实是非官方城市，有些不受约束，不守规矩，但这是优点或是缺点，还不能下定论。千篇一律，缺乏变化，缺乏个性，没有例外和特色，形式上的绝对统一，外表上的彻底整齐——这一切只有在最不合人情的场合，在兵营中，才能获得高度发展。制服和单调统一，是专制政体的癖好。时装式样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彼得堡那样得到严格遵守，一丝不苟，这证明我们的修养还那么幼稚，我们的衣衫是别人的。欧洲人是穿衣服，我们是化装，因此总担心袖子太宽，领圈太窄。在巴黎，人们只担心穿得不雅致，在伦敦，人们只担心受凉，在意大利，人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我们那些衣服千篇一律、钮子扣得紧紧的时髦绅士，排队走过涅瓦大街，英国人见了一定以为是一队警察呢。

我每次都是耐着性子走进部里的。办公厅主任卡·卡·冯·波尔，出生在希乌马岛15，是摩拉维亚兄弟会16成员；这个萎靡不振的好好先生使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虔诚的宗教气氛中。科长们挟了公文夹跑来跑去，忙忙碌碌，对股长总是不满。股长们成天伏案书写，还是写不完那些公文；他们的前途就是终老在这位置上——最低限度，如无特别幸运的机会，得坐上二十来年。收发室一个公务员干了三十三年，天天登记公函，收发文件。

我的“文学习作”使我在这儿也叨了光，获得了某种优待。科长知道我对其他事一无所长，便派我编写汇报，把各省各地的报告归纳汇总。上司的先见之明，使他们认为必须对未来的结论事先提供一些指导，免得数字与事实妨碍了要求。例如，对一份汇报定了这么一个框框：“根据罪行的数目及性质（虽然它们的数目和性质还不知道）分析，可见地方当局为提高民众道德，励精图治，已取得显著成效。”

命运和本肯多夫伯爵救了我，免了我参与制造假报告的工作。这原委我记在下面。

12月初，早晨九时，马特维报告说，警察所长要见我。我猜不透，是什么事劳驾他光临我的家，只得请他进屋。他给我看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请于上午十时前往皇上办公厅第三厅一谈。”

“很好，”我回答，“这是在链子桥附近？”

“不必费心，我的雪橇在下面，我送您去。”

我想事情不太妙，心里很紧张。

我走进卧室。我的妻抱着孩子坐在那儿，孩子病了好久，刚开始复原。

“警察来干什么？”她问。

“不知道，可能有点小事，我得跟他走一趟……你不用担心。”

我的妻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回答，只是面色变了，仿佛乌云遮没了她的脸。她把孩子递给我吻别。

这时我才体会到，任何打击对成家的人总是沉重得多，因为承受打击的不仅他一人，他得为大家痛苦，也为大家的痛苦责备自己。

克制、忍耐和隐藏这种感情是可能的，但要知道，这代价也不小，我走出家门时，真是悲痛欲绝。六年前，我随警察局长米勒前往普列契斯钦警察所时，可不是这样的。

车子过了链子桥和夏园，拐向一幢房子，它本来属于科丘别伊家，现在尼古拉建立的世俗宗教裁判所就设在旁边一排房子里。我们的马车停在后门口；凡是从后门进去的人，不是都能出来的，有时即使出来，也是为了消失在西伯利亚，或者死在阿列克谢耶夫堡垒17中。我走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院子，最后才到达办公厅，尽管有警官陪同，我还是被宪兵拦住了；他叫一个官员出来验看公文，然后把警官留在走廊内，让我跟官员入内。我被带到主任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大桌子，桌旁放着几把沙发椅。一个干瘦的老头儿，头发花白，脸色阴险，孤零零地坐在桌后。他故意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把一份公文看完之后，才起身向我走来。他胸前挂着一枚宝星勋章，我由此断定，这是宪兵机关的一个特务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