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八章（第2/4页）

“瞧，他来啦。”茶房又说，让在一边。但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人，而是一只大得可怕的托盘，托盘上放着各种食物：大圆面包，小面包圈，橙子，苹果，鸡蛋，巴旦杏，葡萄干……托盘后面露出一大把白胡须，一对蓝眼睛。原来这是我父亲在弗拉基米尔的领地上的村长。4

“加夫里洛·谢苗内奇！”我大喊一声，奔上前与他拥抱。他是我在监狱和流放之后见到的我家的第一个人，来自从前生活中的人。看到这个聪明的老头儿，我太高兴了，与他谈个没完。对于我，他是我已接近莫斯科，接近家，接近朋友们的证明；三天前他还见过我家所有的人，替他们捎来了对我的问候……那么，已经不远啦！

省长库卢塔是个聪明的希腊人，深知人情世故，对善恶早已无动于衷。他立刻明白了我的状况，丝毫也不打算难为我。关于办公厅他连提也没提，只是派我与一位中学教师5一起编《省政公报》——这便是我的全部职务。

这工作我是熟悉的，在维亚特卡我已筹办过《公报》的非官方部分6，还编发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它害得我的继任者几乎因此遭殃。文章是描写“大河”上的节日景象的，我说，农民送来祭献尼古拉·赫雷诺夫的羊肉，从前是免费分发给穷人的，现在却出售了。主教大怒，省长好不容易才劝他平息了怒气。

发行《省政公报》是1837年开始的7。要在沉默无声的国家培养群众公开发表意见的习惯，这是个新奇的主意，它来自内务大臣布卢多夫8。布卢多夫是作为卡拉姆津的历史著作9的继承人而出名的，可惜他从未续写过一行字，他又是12月14日后“审讯委员会报告”的撰写人，而这份报告对他说来还是根本不写的好。他属于那种身居要津的空头理论家，这种人是在亚历山大皇朝末期出现的。他们聪明，有学问，正直，现在老了，成了已获得功名利禄的“阿尔扎玛斯鹅”10。他们能用俄文写作，爱国，热心研究俄国历史，以致没有闲暇认真对待当代生活。他们每人都念念不忘地尊重尼·米·卡拉姆津，敬爱茹科夫斯基，能背诵克雷洛夫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就得上花园街拜访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我在大学读书时，仗着与尼·波列沃伊的私交，也常上那儿谒见这位大人物，那时我的头脑中装满了浪漫主义的偏见，心中却隐藏着一种不满情绪，认为德米特里耶夫是诗人，不应当去当司法大臣。大家对这些人寄予不少希望，可是他们一事无成，正如一切国家的空头理论家一样。也许，在亚历山大治下，他们可能会留下较深的脚印，但是亚历山大死了，他们富国利民的满腹经纶也成了一纸空文。

在摩纳哥11，一位执政大公的墓碑上写道：“弗洛列斯坦×世12在此长眠，他曾希望造福自己的臣民！”我们的空头理论家也希望为人类造福，虽然不是为自己的臣民，而是为尼古拉一世的臣民造福，可惜他们的希望没有得到主子恩准。我不知道，是谁妨碍了弗洛列斯坦，但他们是受到了我们的弗洛列斯坦的阻挠。他们不得不面对俄国日益恶化的局面，听其自然，只限于实行一些无关紧要的新措施——改变形式和名称等等。我们的衮衮诸公认为他们的最高职责只是提些方案，作些修改，而这些修改往往越改越坏，有时干脆不关痛痒，毫无作用。例如，他们认为省长办公厅的秘书应改称主任，但省政府的秘书却照旧没有改成俄语13。我记得，司法大臣提出过一个方案，要改变文官制服，方案开头写得那么郑重其事：“当前政府各部门文官服饰缝制式样均无统一标准，有鉴于此……”等等。

内务大臣也患了方案病，用区警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