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四章（第3/6页）

到了卢日尼基，就在从前哥萨克从水中救过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地方，我们乘船渡过了莫斯科河。我父亲像平常一样，走路时愁眉苦脸，弯腰曲背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则蹀躞着跟随在后，给他讲些小道消息和无稽之谈。我们离开他们，走到了前面，等离他们相当远之后，便一溜烟跑上麻雀山，到了维特贝格10的神庙奠基的地点。

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快落山了，圆屋顶闪闪发光，城市铺展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我们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这个场面可能显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戏剧性，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证实这一点。但是看来，从这地点发出的一切誓言，都敌不过同一命运。当亚历山大11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正如新俄罗斯12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约瑟夫二世13说的话一样，然而他说错了，那块石头成了最后一块。

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14。

从这天起，麻雀山成了我们朝圣的地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五年后，奥加辽夫曾在那里胆怯而羞涩地问我，我是否相信他有写诗的天才。到了1833年，他从乡下写信给我：“我离开了，我感到忧郁，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总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来，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妨碍我把它说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这种欣喜不致被孤独所窒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这些时刻是不能忘怀的，它们像幸福的往事一样深印在脑海中，一路上追随着我，虽然在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一切那么碧绿、碧绿的，我的心中却这么阴暗，这么阴暗。”15

最后他写道：“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又过了五年，我已经远离了麻雀山16，但我的身旁忧郁而苦闷地站着它的普罗米修斯17——亚·拉·维特贝格。1842年，我终于回到莫斯科，我重游了麻雀山，我们又站在奠基处，眺望那同一景色，而且也是两个人——不过不是与尼克在一起18。

从1827年起，我们没有分开。那时期的每一回忆，不论是单独的或共同的，他和他那少年的面容，那对我的挚爱，始终占着首要地位。在他身上早已显露出那种很少人具备的献身精神，这是幸是不幸，我不知道，但可以断言，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父亲家中，这以后很久一直挂着奥加辽夫当年（1827至1828年）的一幅油画大肖像。后来我常常站在它前面久久凝望。在画中，他穿着翻领衬衫；画家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那浓密的栗色头发，那由脸上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以及那略带黝黑的肤色。从画布上可以看到那种显示强大思维力的默默沉思的神色。无名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从灰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来，预示了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未来的发展；他长大后也正是这样的。这幅画像赠给了我，后来又被一个陌生女人19拿走了，但愿她看到这几行字会把它送还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青年的友谊不能像初恋那样，独占回忆的天地。初恋之所以馨香可爱，正在于它忘却了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热烈的友谊。青年间的友谊，就其本身而言，便具有爱情的全部炽烈性和它的一切特点：那种不敢用言语吐露感情的羞涩感，那种对自己的不信任，那种无条件的忠诚，那种离别时的凄恻惆怅，那种充满嫉妒的独占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