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许地山先生

我和许地山先生的交谊并不深,所以想述说一点两人间的往来,材料却是很少。不过许先生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以及抗战事起后,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种劳绩,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创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时候,记得是一个秋天的薄暮。

那时候他新从北京(那时还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刚在燕大毕业之后。他的一篇小说《命命鸟》,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家对他都奉呈了最满意的好评。他是寄寓在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近旁的郑振铎先生的家里的。

当时,郭沫若、成仿吾两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们和小说月报社在文学的主张上,虽则不合,有时也曾作过笔战,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交谊,却仍旧是很好的。所以当工作的暇日,我们也时常往来,做些闲谈。

在这一个短短的时期里,我与许先生有了好几次的会晤,但他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的这一种小孩子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这已经是约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后,他去美国,去英国,去印度。回来后,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书。偶尔在集会上,也时时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不过终于因两校地点的远隔,我和他记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同游或会谈的事情。

况且,自民国十四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武昌大学去教书了;虽则在其间也时时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时间总是很短,故而终于也没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机会。

其后的十余年,我的生活,因种种环境的关系,陷入了一个绝不规则的历程,和这些旧日的朋友简直是断绝了往来。所以一直到接许先生的讣告为止,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和他握过最后的一次手。因为这一次过香港而来星洲时,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书,但因为船期促迫,想去一访而终未果。于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做深谈的机会了。

对于他的身世,他的学殖,他的为国家尽力之处,论述的人,已经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说。我想特别一提的,是对于他的创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却很少有人说起。

他的一篇抗战以后所写的小说,叫作《铁鱼的鳃》,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华侨周报》的初几期上,特地为他转载的原因,就是想对我们散处在南岛的诸位写作者,示以一种模范的意思。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的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一九四○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拼的作品。但可惜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竟为他其他方面的学术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这一方面的作品。要说到因他之死,而中国文化界所蒙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话,我想从短少了一位创作天才的一点来说,这损失将更是不容易填补。

自己今年的年龄,也并不算老,但是回忆起来,对于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觉得太多了。辈分老一点的,如曾孟朴、鲁迅、蔡孑民、马君武诸先生,稍长于我的,如蒋百里、张季鸾诸先生,同年辈的如徐志摩、滕若渠、蒋光慈的诸位,计算起来,在这十几年的中间,哭过的友人,实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国的文人,何以一般总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龄?而外国的文人,如英国的哈代、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弗朗斯等,享寿都是在八十岁以上,这或者是和社会对文人的待遇有关的吧?我想在这一次追悼许地山先生的大会当中,提出一个口号来,要求一般社会,对文人的待遇,应该提高一点。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来得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