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掘地人

在巴尔巴·伊万和纳达家的第一晚，我只睡了三小时，之后的梦里充斥了蝉鸣，我便在闷热中醒来。我的床是朝窗的，看出去就是屋后的葡萄园，还能望到一弯橙色的半月沿着山脊慢慢滑落。佐拉趴在床上睡得正香，踢掉了被子，长腿伸出了床尾；急促而轻微的鼾声从手臂、头发和枕头间传出来。楼下的小女孩又咳嗽起来，听起来有黏痰，咳不干净；在这没完没了的咳嗽中，她睡也睡不踏实。在各种噪声中间，还能隐约听到海，在屋子的另一边，白沫翻卷着推上沙滩。

那四十天过后，甚至几个月后，当我已能重振心神时，我睡前依然希望他能找到通往我梦境的路，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事。当然，这份期许总是落空，因为即便我梦到他，他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一间我不认得的房间里，坐在不属于我们家的扶手椅里，说些诸如把报纸给我、我饿了之类的废话，就算在梦里我都知道那些话毫无意义。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习惯把他当作死者去想，还不能够消化似乎遥不可及的死亡事件，他已经不在我们家里了─就算这样去想，也无法让死亡本身更真实。

我想起我家的食品柜。那是个很大的橱柜，嵌在厨房墙里，正对着水池，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拉门是蛋青色的，一拉开门，挂在门把手上的“兹拉堂烘焙店”的塑料袋就飞舞起来。我记得外婆有只很大的面粉罐头，蓝白底色，正面画着一个欢快的面包师，戴着高高的厨师帽，笑得很开心。最下层的架子上放着塑料袋和麦片、盐罐、搅拌碗，以及街角小店里买来的橘色和棕色的咖啡包。再往上，在当中的搁板上放着四只玻璃碗，整整齐齐地从橱柜的这头排到那头。外公的零食储备专区里有杏仁、葵花籽、核桃和切成块的烘焙用苦味甜巧克力，永远预备充足。还有三十五天。

掘地的人们又回葡萄园了；我不能穿透黑暗看清他们，但他们确实在那里，长长的身影在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光里移动，那束光线好像一刻不停地在晃动，手电偶尔也会被人放在地上，或是这里、或是那里，总归照得到葡萄藤，光线静止的几分钟里，原本手持电筒的人继续开挖，挖到把藤根拉出来为止。时不时地会有人咳嗽；就在我观望葡萄园里的动静时，楼下的小女孩一直在咳。

凌晨四点左右，我穿好衣服下楼去。哪儿都看不到毕斯，但它的仿造品从后门边的雨伞架上方的一幅肖像里低头看着我─面孔稍微有点歪斜，因为作画者的手稍有不稳。起居室桌上有一台老古董电话，圆形拨号盘上的数字都快磨得看不见了，铜骨听筒有点沉。我从衣兜里摸出那张写了兹德拉夫克夫诊所的号码、揉得烂烂的收据，拨了一通。一开始听到的是忙音，我觉得挺有希望了；我假想那里有个值夜班的护士，眼纹里填着蓝色眼影，金发凌乱，为了抵挡睡意不惜违反规定，和海外男友来一通撩人的长途电话。可当我拨通第二次，铃声响了又响，直到我不得不放下听筒时还是没人接。之后，灰白的天光流泻进百叶窗的缝隙，我枯坐在沙发里。

咳嗽声又起，听来是湿痰，而且离我很近。我突然发觉那个小女孩已经从她的房间里出来了，但她不在厨房或洗衣房，或是任何一间散发着新鲜颜料、塞满蒙着盖布的家具的底楼房间里。我抓着楼梯扶栏，贴着墙壁往下走，以免在黑暗中踏空。楼下，空气很阴凉。狭长走廊里的两扇门都开着，房里很空，只有几张床和一些胡乱堆放的东西：地板上堆着几条毯子，墙角叠放了几只铁坩埚，烟缸里埋着数不清的烟蒂。床边搁着些瓶子，有拉奇加和啤酒，还有几瓶草药酒，细长瓶颈里灌满了清澈的液体，泡着一束束扎紧的死草。男人们都不在，纳达提到过的那些男孩们也不在。但在第二间屋里，那个小女孩和少妇坐在窗边的扶手椅里。少妇睡着了，脑袋靠在靠垫上。她也挂着个薰衣草色的小袋子，怀中的小女孩把头倚在她胸前，裹在肩头和膝头的薄被单像一张湿漉漉的纸被撑起来。女孩没睡着，正盯着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