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凉爽刮风的日子，比中国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了些云彩。

下午一点三十分，三千多学子聚集在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大多数人穿着前一辈文人学士的服装：带衬垫的短上衣与丝绸长袍，有的人还戴上了西方圆顶硬礼帽。十三个学院和大学的代表们闹热了京都，最后到达的是来自北大的学生领袖们。他们因为被警察和教育部所劝阻，竟耽误了赶来的时间。

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消息是昨日夜里在北大就公布过的，赵寄客和他的浙江同乡邵飘萍一起参加了集会。来自欧洲的消息警告中国人，山东省的主要港口和1897年以来德国的海军基地青岛，有被移交给日本的可能。法、英、日的秘密协定，使蒙在鼓里的中国青年震惊与耻辱之心爆发。

下午两点整，游行的学生向着外国使馆区出发，十七岁的江南少年杭嘉平激动万分地尾随其后，情急中掉了一只鞋子，他也顾不得拾了，赤着一双脚，喊得喉咙充血，眼睛出泪。他和他的朋友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还我青岛”的口号。他们散发题为《北京全体学生宣言》的传单时热泪盈眶，使得他们面对市民呼吁时埂咽而不能言语。

仅仅过了八天，同样只有十七岁的杭嘉和，便也同样举着标语出现在杭州湖滨的公共运动场了。他标语上的内容，却叫“抵制日货”，和北京嘉平举的，倒正好是一对。

已经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杭嘉和，在杭城十四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中，成了不大不小的学生领袖、新派活跃分子。而一向就有济世之怀的领袖欲旺盛的杭嘉平，则心甘情愿在遥远北方的青年海洋中充当一滴小水珠。

嘉和进入“一师”的前一年，任教美术与音乐的李叔同先生已经削发入山。在一师的大操场上，嘉和与他的同学们一起高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看着那个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校长经亨颐走来走去，心里充满着完全与茶庄茶楼风马牛不相及的神秘的新鲜的气息。他开始写白话诗，画人体素描，接受各种主义的宣讲，还在学校进行勤工俭学。他的一位慈溪同学，把本家郑世表所著的《乙已考察印锡茶土日记》借给了他看，倒引起了这位热爱自然科学的五四青年的兴趣。

他对郑世横这个人从前毫无了解。只知道1905年，当时的清政府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薄派了他以及翻译、书记、茶司、茶工等人去了印度、锡兰，考察茶业，故有了《乙已考察印锡茶土日记》一小册，册中有这样一段话，使杭嘉和大为欣赏，曰：“……中国红茶如不改良，将来决无出口之日，其故由印锡之茶味厚价廉，西人业经习惯……且印锡茶半由机制便捷，半由天时地利。近观我国制造墨守旧法，厂号则奇零不整，商情则涣散如故，运路则崎岖艰滞，合种种之原因，致有一消一长之效果。”

嘉和边读边唱然长叹，中西之一消一长，何止茶界，实在是国力的一消一长啊。

父亲杭天醉在家中把从前的书房辟为禅室，有事没事，在里面饮茶打坐，又为这禅室取一名，曰“花木深房”。嘉和没有多少心思去思考他的父辈——从前父亲是这样爱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他那时倒仿佛不如现在这样离茶更近更亲切呢。

看到了放在红木桌上的郑世磺的书，杭天醉顺手一指，便说：“这个人，我晓得的。光复前四年，在南京霹雳洞建江南植茶公所。”

然而郑世横在霹雳涧设立的江南植茶公所，辛亥之后便停了业。直到1914年，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商业司，将湖北羊楼洞示范场改办成了试验场。与此同时，云南有个叫朱文精的人，成为赴日本学习茶技的第一位华人；1915年，北洋政府又在安徽祁门南乡平里村建立了农商部的安徽示范种植场；1919年，浙江农业学校又派了上虞人吴觉农等去日本学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