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2/15页）

克利斯朵夫留在罗马的时期很短。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太强了，他有点儿害怕。要能利用这种和谐，他必须站得远远的；在这儿留下去颇有被吞没的危险，好似多少与他同种的人一样。——他不时上德国去住一下。但虽然德法二国的冲突迫于眉睫，结果还是巴黎永远在吸引他。那边有他当做儿子一般的乔治。而且他不但受着感情方面的影响，思想方面的理由对他也有作用。一个思想活跃的，热烈参预一切精神生活的艺术家，不容易再习惯德国的生活。并非那边缺少艺术家。而是艺术家在那边缺少空气。他们和自己的民族隔离了；大家对他们不感兴趣，都忙着别的事，或是社会方面的或是实际方面的。诗人们因为人家瞧不其他们的艺术，也就存着瞧不起人的心躲到他们的艺术中去了；他们一气之下，干脆把自己和群众生活的最后一些连系斩断，而只为了几个人写作。他们都是很有天分的，精练的，贫弱的小贵族，本身也分化为许多敌对的小组，在狭小的天地中喘不过气来；因为不能扩大范围，他们便拚命的往下挖，把泥土翻来翻去，直到把里头的精华吸尽为止。于是他们在一片混乱的梦境中迷失了，甚至不想把梦境彼此沟通。各人站在原位上在大雾中挣扎。没有一道共同的光明指引他们。各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光明。

反之，在莱茵河那一边，每隔一些时候必有些集体的热情，群众的骚动，在艺术上面吹过。象巴黎被铁塔威镇着一样，照在欧洲平原上的也有那座永远不熄的灯塔，那个古典的传统，靠着几百年的辛苦与光荣培养起来而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的。它既没有把精神奴役，也没有加以拘束，只是指出了几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大路，使整个民族都受到它的光明。德国的思想家象黑夜里迷失的鸟一般投向遥远的灯塔的，已经不止一个。可是把邻国多少慷慨的心引到法兰西来的那股声相求的力量，法国有谁想得到呢？伸手乞援而与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而你们德意志的弟兄们看不见我们，没听见我们说着：“瞧，我们在这儿伸着手啊。不论什么谎言与仇恨，都不能教咱们分离。为了求我们精神的伟大，民族的伟大，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们。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缺了一个就飞不起来。战争要来就来罢！咱们的手始终紧紧的握着，象兄弟般契合的心灵始终在一块儿飞跃。”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他感觉到两个民族是怎样的相得益彰，也感觉到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话，他们的精神，艺术，行动，又是怎样的残缺不全。他因为出身于莱茵河流域，正是两股文明合流的地方，所以从小就本能的感觉到它们需要联合一致，而他的天才一辈子都在无意中求两翼的平衡。他越富于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与条理。法兰西对他显得那么可贵，就为了这一点；而他在法国也更加能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保持自己的完整。

他能对付那些与他有害的成分，也能吸收与他不同的力量。一个元气旺盛的人健康的时候，能吞下所有的力量，连有害的在内，而且能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血肉。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跟自己最不相象的成分倒反最有吸引力，因为其中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养料。

克利斯朵夫喜欢的倒是那些和他对立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摹仿者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了摹仿者，自命为他的信徒，使他大为懊恼。那是一批老实的，用功的，品德兼备的青年，对他很恭敬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能喜欢他们的音乐，可是没有办法，他只觉得那些作品一无价值。倒是另外一般对他个人表示反感，在艺术上代表与他对立的倾向的音乐家，能够使克利斯朵夫赏识他们的才具……反感，对立，那有什么关系呢？这等人至少是活的！生命本身是最主要的德性。一个人缺乏了生机，即使他有一切其他的德性，也不能称为有道之士，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克利斯朵夫开玩笑的说过，他只承认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他的信徒。有一回一个青年音乐家对他诉说自己的志愿，把他恭维了一阵，以为能讨他喜欢。克利斯朵夫问他：“我的音乐使你满足吗？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白你的爱或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