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小说背后的故事（第3/5页）

唯一的问题是，格言出版社长期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从未提供一份清楚的销售报表给我，稿酬就更别提了。（我的“基地三部曲”也交给了格言出版社，所以遭到同样的命运。）

1961年，双日公司在获悉格言出版社的困境之后，赶紧设法接手《我，机器人》以及“基地三部曲”。从那时开始，这几本书的销售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我，机器人》自问世以来，始终未曾绝版过，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了。而在1981年，我甚至卖出了电影版权，可惜目前为止尚未开拍。此外据我所知，它被翻译成了十八种语言，包括俄文和希伯来文在内。

但我的故事好像讲得太快了。

再回到1952年吧，当时《我，机器人》尚未脱离苦海，只是格言出版社的丛书之一，而我根本不觉得有任何成就感。

当时，好些新的一流科幻杂志出现了，科幻文坛又来到“百家争鸣”的时期。例如1949年创刊的《奇幻与科幻杂志》，以及1950年的《银河科幻》都是代表。约翰・坎贝尔因而丧失了独霸的地位，1940年代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在这种环境下，我开始为《银河》的主编侯瑞斯・高德（Horace Gold）供稿，而这也令我松了一口气。前后曾有八年的时间，我一律只投稿给坎贝尔，不禁觉得自己是他的专属作家，万一坎贝尔哪天出了意外，我也就完了。好在，和高德的密切合作解除了我这方面的焦虑。高德甚至连载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繁星若尘》，不过他将书名改成《太暴星》，我觉得很糟糕。

我新认识的编辑其实不只高德一人，例如我还把一个机器人短篇卖给了霍华德・布朗尼（Howard Browne），那阵子他正任职于想转型为高格调杂志的《惊异》。后来，这篇《保证满意》发表于该刊的1951年4月号。

不过，这件事只能算是例外。整体而言，当时我已不打算再写机器人的故事。《我，机器人》的出版似乎自然而然为我这方面的文学生涯画上了句点，而我也已经开始朝其他方向发展了。

然而，高德帮我连载完那部长篇之后，非常希望再接再厉，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刚完成的另一部长篇《星空暗流》已交由坎贝尔连载。

于是，1952年4月19日，高德找我讨论接下来能再为《银河》写一部什么样的长篇。他建议写个机器人的故事，我却坚决地摇了摇头。在此之前，我写的机器人都是短篇，而我根本不确定能否以机器人为题材，写出一部长篇小说。

“你当然没问题，”高德说，“要不要写一个人口过剩的世界，机器人逐渐取代了人力。”

“太灰色了。”我说，“我不觉得自己会想处理这么沉重的社会议题。”

“那就保持你的风格。你喜欢推理故事，就在里面安排一桩谋杀案，然后让一名侦探和一个机器人合作办案，如果侦探束手无策，机器人就会取而代之。”

这句话激起了火花。坎贝尔常常说，所谓的“科幻推理”本身就是个矛盾的名词，因为作者可以投机取巧，利用新科技替侦探解决疑难杂症，而读者也就上当了。

因此，我决心写一个不会欺骗读者的正统推理故事——但同时也要是标准的科幻小说。结果我写出了《钢穴》，随即在1953年10月号至12月号的《银河》分三期连载完毕。次年，双日公司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是为我的第十一本书。

毫无疑问，《钢穴》是我那时为止最成功的作品，不但比之前的每一本书都要畅销，就连读者的来函也变得更为亲切了，而（最佳的证明是）双日公司对我眉开眼笑的程度大大超过以往。过去，他们在签约之前，一律要求我提供大纲并试写几章，但从此以后，我只要表示想写一本新书，合约就会立刻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