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日本作家太宰治，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多年来，他的一些代表作，渐次被几家出版社译介过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两年前，重庆出版社打算组织一套太宰治作品系列，策划人游晓青女士要我担任主编，我一时犯起了踌躇。我对太宰治太缺乏研究了，尽管我很喜欢他的《斜阳》等名作，但总觉得有些隔膜。不过我想，所谓主编，其架势可舍“大”求“小”，其工作可弃“繁”就“简”，不必事无巨细，一律包办代替。这样一想，也就勉为其难了。

言归正传。

太宰治（1909—1948），日本无赖派（或新戏作派）代表作家。本名津岛修治，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大地主家庭。父亲源右卫门是贵族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当地名士，被称呼为金木老爷。太宰治是父母的第六个儿子，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最小。父亲经常忙于事业，母亲病弱，太宰治从小是在叔母和保姆的照料下成长的。1927年，太宰治在弘前高中读书，听到自己崇仰的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自杀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冲击。193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不久中退。投入左翼运动，后“转向”。1930年，于银座的“好莱坞”邂逅某画家情妇田边渥美，二人到镰仓海滨情死，田边殒命，太宰存活。小说《叶》、《小丑之花》、《猿面冠者》和《奔跑吧，梅勒斯》等，都有“入水自杀”的情节描写。太宰后来师事著名作家佐藤春夫、井伏鳟二，因自幼经受北国海疆粗犷荒瀚的自然风土的熏陶和没落贵族斜阳晚照家风的影响，养成了奇诡多变、放荡不羁、时而骄矜、时而自卑的性格。其三十九年短暂的一生，偕同女人五次自杀，四次情死未遂，最后同山崎富容于玉川上水投水身亡。说来凑巧，两人投水一周后的六月十九日，正值太宰治三十九岁生日。这天一早，遗体被打捞上岸，遵照他生前的遗愿，葬于东京三鹰黄檗宗禅林寺，坐落于明治文豪森鸥外墓正对面。翌年这一天，举办周年祭纪念活动，从此定名为“樱桃忌”。每年六月十九日，仰慕作家盛名的文学青年，云集禅林寺或玉川上水，缅怀悲悼，风光常存。

纵观太宰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1909—1929）：青年时代的太宰治，游戏人生，数度自杀，思想支离破碎，精神极不安宁，可称为“叛逆和反抗”的时代。这期间的作品以《晚年》作品集为首，还有《逆行》、《小丑之花》、《玩具》、《猴岛》等，内容多属于描写个人生活的私小说范畴。

中期（1930—1945）：太宰同石原（津岛）美智子结婚后，在亲友的安抚下，不安的灵魂渐趋稳定，立志做一名“市井的小说家”。这个时期的作品，个性鲜明，笔墨多彩，文字细腻，佳作倍出。举其要者有《富岳百景》、《奔跑吧，梅勒斯》、《女生徒》、《故乡》和《潘多拉的盒子》等。这一系列作品内容多触及严肃的社会问题，格调明朗而不沉郁，行文轻捷而不浮华，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后期（1946—1948），战后三年，战争的创伤再度引起作家精神的不安定，这是太宰文学走向成熟和个体毁灭的悲壮时期。作为作家，三十九岁，正是创作思想渐趋稳固、成就一代文名的大好年代。不料这颗文坛明星，留下《维庸之妻》、《樱桃》、《斜阳》和《人间失格》等作品后，猝然陨落。连载中的《Good-bye》，即刻断弦，遂成绝响。

日本太宰文学研究家、中央大学教授渡部芳郎将太宰治誉为“心灵的王者”，他认为太宰治作为一名作家的基本人格类型，属于“赠你一朵蒲公英的”心中怀有幸福感的人（《叶樱与魔笛》），向过路人（读者）献上一支美妙音曲的街头音乐家（《鸥》、《想起善藏》）。太宰文学所具有的善性，来自作家“原罪的自觉”，所谓“罪多者，其爱亦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