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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却不是那么确信。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其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与我们做了什么无关，而与他们是谁有关。当然，我这么想也是很正常的。高中时那些对我很不好的人呢？他们肯定不幸福！

所以研究结论跟我的想法不同。但人们永远会进行更多研究，我们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而我的想法一直都是正确的，直到我们再次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样我就又错了。

在可以证明爸爸是错的之前姑且就算他对了吧，我也不想继续纠结这个问题了。也许关于嫉妒这个问题的讨论远没有我的期末考试来得重要。我觉得为了我的荣誉，我也要保证至少有几门课拿到很棒的分数。此外我的学期论文也要交了，我不想说我把论文拖到了最后一刻，但所剩时间也不多了。我对我的论文题目很感兴趣，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几周前老师就让我们跟助教确认选题了，可那个时候我还不确定我感兴趣的论文话题到底是什么。我的论文选题是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的邪恶理论是怎样表现在他的现实生活和政治主张中的。这个选题的特点就是所有在你脑中一闪而过的观点看起来都很切题。我发现很多选题都有这种特点。

然后我还要一直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找我的行李。萨克拉门托机场行李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叫我小甜心了，这足以表明我们现在有多亲密。

所以我又把哈露丢在了一边，而我现在最不该丢下的就是哈露。在我飞往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航班起飞前二十四小时，我正在用跟托德借的行李箱打包行李，嘴里哼着《普世欢腾》，心里想着我该对爸爸妈妈说多少关于洛厄尔的信息、新房子有没有被窃听，之前我们一直觉得老房子被窃听了，这让爸爸很不开心——就好像我们是实验室的小白鼠一样随时受到监控，他们连你工资缴多少税都知道，他这么说——这可能是他们搬家的真正原因。我还在想怎么能让他们再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当圣诞礼物，因为狂欢的那晚我把自行车丢了。我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警察找上了门。

这次不是阿尼警官。这个警察并没有介绍自己。他长着一张三角脸，像螳螂一样，大嘴巴、尖下巴，浑身透露出一股邪恶的气息。他让我跟他走一趟，语气很友好，但我觉得我们做不成朋友。他没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也不在乎。我并不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