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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不能闭嘴？”哈露疲倦地问，“你他妈的知不知道你已经说了一夜了？而且说的全是废话？”

我用猴子女孩警醒又恋旧的动作来回应她。但我并没有停下来。我已经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要是哈露逼我的话，我就给她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说一夜”。我能想象到要是费恩在的话会出现什么画面。她会毫不费力地爬到墙上，从哈露头顶上猛地跳下来。我太想费恩了，想得我都窒息了。

“别再说了！”那个阿姨朝我吼，“闭上眼闭上嘴。我不是开玩笑，小屁孩。”

妈妈一直说失眠的人把睡着的人吵醒非常不礼貌。爸爸的想法跟妈妈不同。“你不知道，”一次吃早餐的时候，爸爸两眼模糊，他往咖啡里倒了橙汁，又加了盐，“你不知道失眠的人看到他旁边做着美梦的人心里有多么难受。”

所以我试着安静下来。我看到了一个蜘蛛网组成的万花筒。一大群蜘蛛从我睁着的眼球上爬过，一条腿又一条腿又一条腿在我头上跳舞。钻进万花筒，我能看清楚他们蜂巢一样的眼睛和恐怖的下颌骨。钻出来，从上面往下看，这些摇摆着的腿又成了各种不规则的图案。

没人关灯。蜘蛛乐队发出的声音慢慢从歌舞场的音乐变成了噪音。有人开始打鼾了。我记得就是这鼾声让我一直睡不着。我的思绪变成了水刑的节奏：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客观世界。

那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梦，各种大卫·林奇导演的梦。费恩偶尔也会出现。有时她五岁，会不时来个后空翻，两只脚跳来跳去，拖着围巾到处玩，或者是轻轻咬我的手指作为警告。有时她蹲着，她长大了，体型也变大了，毫无生气地盯着我看，一点活力都没有，最后我不得不像拎洋娃娃一样把她拎出我的梦里。

第二天早上，我总算能整理思绪了，我把当时的思路整理成了一个整齐却无聊的坐标轴。X坐标：失去的东西。Y坐标：最后看到它们的时间。

一，我的自行车去哪儿了？我忘了最后一次骑自行车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在快餐店的时候。我猛地想起快餐店里被哈露弄坏的对讲机，吓了一跳，最近这段时间最好还是躲着这家店吧。

二，德法热夫人去哪儿了？离开“毕业生”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我想问哈露，但我太累了，不知道该怎么问她。即使在她最高兴的时候问她都会生气，更何况是现在呢。

三，妈妈的日记去哪儿了？她真的以后再也不会问我日记的事了吗？还是我找个时间跟她坦白，告诉她我把日记弄丢了？这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很少丢东西，用汉·索罗经典的台词来说，这不是我的错。

四，哥哥去哪儿了？刚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很高兴，但现在一想我又很担心。他看到我跟当地警察这么熟会怎么想呢？要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办？

那个阿姨的儿子来了，把她带回了养老院，走之前不住地为阿姨说过的话和破坏的东西道歉。阿姨走了之后，鼾声也消失了。

当牢房的门终于为我打开的时候，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只能用手臂把自己撑起来。哈迪克警官跟我聊了一会儿，但我太困了，根本就没说几句话，可是这并没有缩短哈迪克警官说话的时间。

雷哲过来接哈露，顺便也把我送回了家。我洗了个澡，被热水冲得头晕眼花。上床睡觉，但还是合不上眼。这种感觉太恐怖了，明明困得要死，可大脑就是兴奋得睡不着。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拿起炉子上的炉盘，把炉盘下面打扫了一遍。打开冰箱，盯着冰箱里的东西看，尽管什么东西也不想吃。我想至少哈露没让我吃能上瘾的东西，但以后绝不能再吃这些东西了。

托德起床烤了几片吐司，触响了烟雾报警器，最后只好用扫把把它敲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