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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上个厕所，可厕所堵住了。我试着通了几次，一点儿用都没有。然后我就给公寓管理员打电话，让他过来处理我拉的屎还挺尴尬的，幸好就只有厕所坏了。

虽然我很不好意思，但看上去很兴奋。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袖子卷起来露出了上臂，像舞剑一样挥舞着手上的马桶刷。很明显他也在找哈露，但这里这么小，除非她走了，不然不可能看不到她。“你朋友呢？”他问。他叫以斯拉·梅茨格，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当初他父母对他寄予厚望。

“跟男朋友回家了。”我直接这么说了，没心思照顾他的心情。反正我之前对以斯拉很好。有一次，两个神秘的男人敲我的门向我询问关于以斯拉的信息。他们说以斯拉申请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我大吃一惊，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可当时我仍然给出了我能想到的最好评价。“除非他想让我们看到，否则我们绝对看不到他。”

“男朋友？她跟我说过。”以斯拉看着我说。他有吸牙的习惯，每次一吸牙，他嘴角上的胡子就一紧一松的，很搞笑，我希望他能多吸一会儿。可他却开始说话：“真是坏消息。你不应该让她回去的。”

“你就不应该让她进来。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你这样做合法吗？”

以斯拉曾经跟我说过，他不仅仅把自己看作公寓管理员，更把自己看作这栋公寓的心脏。他说，生活就像丛林，总有人想把他打倒。三楼有一个阴谋集团，他认识他们，他们却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对手到底是谁。他们最后肯定会发现的。以斯拉从这里面看到了阴谋。他平时都是住在附近草丘上搭的帐篷里。

他也经常会说到荣誉。可是现在他很生气，气得胡子都在颤抖。我怀疑要是他会日本武士的剖腹自杀术的话，他肯定当场就用手里的马桶刷剖腹自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没做错什么。“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被男朋友杀死吗？”他问，“他妈的请你原谅我救了你朋友的命。”

我们最后决定保持寒冬一般的沉默。十五分钟以后，他从马桶里抽出来了一条卫生棉，不是我的。

我想回床上再睡一觉，但是枕套上有一根黑色的长发，床单上有一股香草古龙水的味道，垃圾桶里有一根精灵糖的吸管，带有金色斑点的桌子上有几道新的划痕，肯定是哈露没用砧板，直接在上面切了东西。哈露不是那种可以文文静静生活的人。我的午餐蓝莓酸奶也被她喝掉了。这时托德摔门走了进来，显然心情不太好，在得知我们被洗劫了一番后，他心情更差了。

托德的爸爸是第三代美籍爱尔兰裔，妈妈是第二代美籍日裔，两个人互相看不顺眼。他小时候每年夏天都跟爸爸一起过，回家的时候带回一张清单，上面写着他妈妈应该付的预算外的费用：星球大战T恤撕烂了，买了一件新的，17.6美元，新鞋带1.95美元。托德之前常跟我说，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正常家庭真好。

他曾经很想要一些实验融合剂，这样他就可以用树脂粘一个民谣洋箜篌。现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正物质和反物质就是地球的终点。

自从傻帽事件后，托德骂人的时候就会用到他的日语基因。巴卡（傻帽）、欧巴卡桑（尊敬的白痴）、开萨玛（混蛋）。“什么开萨玛能做出这种事？”他问，“我们要换锁么？你知道这他妈要花多少钱吗？”他回到卧室把他的CD数了一遍，之后又出去了。我本来也打算去市区喝杯咖啡的，可我得在家里等行李箱。

一点消息都没有，五点五分的时候，我给机场打电话——800-去-你-妈-的——机场的人让我直接找萨克拉门托机场遗失行李处。萨克拉门托机场没人接电话，尽管他们的自动语音回复一直强调我的电话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