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4年9月2日

人们都很友善，非常友善。

因为他不再是卢卡斯•安森中尉，而变回了一个大学教授，他所想要的就只是悄悄地回归平凡的生活。

然而即使他不穿制服，穿着凌乱的灯芯绒套装，拎着破旧的公文包，他在人群中也惹人注目。怎么可能不惹人注目呢？左眼戴着的眼罩、一小块弹片在前额留下的伤疤，都明确地昭示着他是一个尽到了国家责任并且已经光荣退伍的士兵。

每个遇到他的人都想对他所做出的牺牲表示尊重。

在餐馆，大家都乐意为他结账；在公交车上，年轻人都为他让座；有一次在中央公园，一个带着小礼帽的男人握着他的手说，他让他想到了自己在奥马哈海滩[9]牺牲的儿子，并表示如果卢卡斯想要看百老汇的演出，一定要找他。“无论是什么演出，只要你告诉我名字，预定窗口就一定会为你留两张票。”那个男人边说，边把他的名片塞进了卢卡斯的上衣口袋。后来卢卡斯拿出名片看了一眼，发现那个男人竟是一家著名的电影院老总。

但他从未接受过他们的馈赠。

在纽约医院做完手术后的几周里，他都和父母住在一起，就在皇后区奥林匹斯市他家开的小餐馆上面。这是一座典型的希腊餐馆，是由他的父亲——丝塔夫罗斯•阿塔纳西亚迪斯，一点一点从头张罗起来的。和所有的移民一样，他的父亲将家族的名字缩减了。“我们是美国人，”在卢卡斯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美国名字重新开始了。”

但是卢卡斯不用为获得博士学位而费尽周折，因此他住在餐馆里就好。他甚至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他近乎完整地回到家后，他父亲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让他接管这个餐馆。而且说实话，还有什么比一个受伤的士兵站在收银机前做生意更可靠的呢？

只是这不是卢卡斯想要的生活。

就在他刚刚开始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时，他突然收到一封普林斯顿大学的来信，信中表示如果他愿意在秋季开学伊始继续任教的话，他们将非常欢迎他回来执教——正如你所知道的，学校的校训是“服务国家”。所以只要为国效力的人，全体教职员工和理事都将非常骄傲地为他们提供机会。院长还热心地提及他在城里的老房子，欢迎他来住。

这封信的到来，就像是他的祈祷获得了回应一般。

在位于学校脚下的一座小火车站中，他下了火车。将行李装进一辆出租车的后备箱后，车子驶向莫色尔大街上的一处维多利亚风格的公寓，在入伍前他一直住在那里。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停在路边，在这片绿树成阴的静谧街区里，这种车并不常见。但在他对这辆车产生一些疑问前，卡普托太太已经匆匆穿过前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便冲下了楼梯来拥抱他。托尼•卡普托还在太平洋中的什么地方当兵，卢卡斯知道，这个拥抱和泛滥的眼泪不仅是给他的，也是给她丈夫的。尽管她只比卢卡斯大几岁，可能是三十三岁，也可能是三十四岁，她依旧像母亲一样对待他，为他的晚归而担心，为他年纪这么大仍然单身而着急。偶尔他们公寓餐桌边会出现一些单身女性，卢卡斯猜测她们是被邀请来和他相亲的。

“你的屋子已经收拾好了，”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说，“我要去烤只全鸡。艾米已经满九岁了，她从学校里回来一定会跟你说这件事的。”

他们俩都笑了起来，卡普托太太帮忙把他的行李沿着嘎吱作响的木头楼梯搬上了顶层，那里的门已经打开了。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他在国外的那些恐怖经历就像未曾发生过一样。单人床支在角落里，上面依旧铺着那张他记忆中的拼布床单，电炉和收音机在书架上，桌子依旧摆在天窗前。窗外，老橡树枝干上的树叶刚刚开始变色，他甚至可以听见淋浴头的滴水声，那是托尼•卡普托在屋檐下的小浴室里临时装的，如果卢卡斯想要洗头的话必须要把身体弯成一个难以想象的角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