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第4/4页）

这里还要写上一个虽极简短但却极为重要的插曲。在最后一堂课结束时，waldschmidt忽然问我：“你是不是决定以印度学为主系呢？”我立即回答说：“是的。”这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学术道路。大概他对我的学习还是满意的。

到了1936年至1937年冬学期，我当然又选了梵文。Anmeldung的时间，也就是本学期第一堂上课的时间是1936年12月7日。Abmeldung的时间是1937年2月19日，共上课两个月加12天。念的课文是Stenzler书上附录的“阅读文选”、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故事《那罗传》。这也是德国梵文教学的传统做法。记得是从这学期开始，班上增加了一个学生，名叫Heinrich Muller，是一个以历史为主系的德国学生。他已经是一个老学生，学历我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已经跟Sieg教授学过两个学期的梵文。他想以印度学为副系，所以又选了梵文，从此就结束了我一个人独霸讲堂的局面。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才又离开了课堂。他初来时，我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毕竟比我早学两个学期。可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他虽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础，可他并不能驾驭梵文那种既复杂又奇特的语法现象。有时候在翻译过程中，老师猛然提出一个语法问题，Muller乍听之下，立即慌张起来，瞠目结舌，满脸窘态可掬。Waldschmidt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很容易发火。他的火越大，Muller的窘态越厉害，往往出现难堪的局面。后来我教梵文时，也碰到过这样的学生。因此我悟到，梵文虽不神秘，可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学通的。Muller被征从军后，还常回校来看我，聊一些军营中的生活。一直到我在哥廷根呆了10年后离开那里时，Mulle依然是一个大学生。我上面曾提到德国的特产“永恒的学生”，Muller大概就是一个了。

以后班上又陆续增添了两名学生：一名是哥廷根附近一个乡村里的牧师；一名是靠送信打工上学的Paul Naagel，他的主系是汉学，但没见他选过汉学的课。后来汉学教授Gustav Haloun调往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正教授，哥廷根大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根本没有汉学教授。Nagel曾写过一篇相当长的讨论中国音韵学的论文，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通报》上发表。但是他自己却也成了一个“永恒的学生”了。

我跟Waldsehmidt学的课程都见于上面我开列的“学习簿”上的课程表中，这里不再细谈。到了1939年的秋学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Waldseh-midt被征从军。久已退休的Sieg又走回课堂，代他授课。我的身份也早有了变化。清华大学同德国约定的交换期只有两年。到了1937年，期限已届，我本打算回国的。但是这一年发生了日军侵华的七七事变，不久我的故乡就被占领，我是有家难归，只好留在德国了。为了维持生活，我接受了大学的聘任，担任了汉文讲师。有一段时间，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曾奉命兼管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两所的事情。一进大学的各个建筑和课堂，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学生，人们仿佛走进“女人国”了。

在Sieg先生代Waldsehmidt授课以前我就认识他了。他虽已逾古稀之年，但身体看上去很硬朗，身板挺直，走路不用手杖，是一位和蔼、慈祥得像祖父一样的人物。他开始授课以后，郑重地向我宣告：他决心把他的全套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看来他对把德国印度学传播到中国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和希望。我们中国人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然而在中国民间童话中却有猫作老虎的老师的故事。老虎学会了猫的全套本领，心里却想：如果我把猫吃掉的话，我不就成了天下第一了吗？正伸爪子想抓猫时，猫却飞身爬上了树。爬树这一招是猫预先准备好不教给老虎的最后的护身之招。如果它不留这一招的话，它早已被老虎吞到肚子里去了。据说中国教武术的老师，大都留下一招，不教给学生，以作护身之用。然而，在德国，在被中国旧时代的顽固保守分子视作“蛮夷之邦”的地方，情况竟迥乎不同。Sieg先生说得到，也做得到。在他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拿手的《梨俱吠陀》和《大疏》（Mahābāāsya）都把着手教给了我。关于吐火罗文，下面再谈。一直到今天，我对我这一位祖父般的恩师还念念不忘，一想到他，我心中便油然漾起了幸福之感与感激之情。可惜我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