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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炸弹与枪炮似乎是起死回生的东西。西门外的纱厂与车站都遭受了轰炸；文城的人们开始感觉到吃饭喝茶，生儿养女，喂猪，卖（或买）豆腐而外，还有些更大的责任与工作。他们须设法保卫自己的城池。车站上昼夜过兵，文城的人们昼夜有人在车站上，有招待茶水的，也有卖饼，卖香烟和茶癋鸡蛋的，还有专为数一数过来多少列车，车上有多少兵士的。他们看见了本省的和外省的军队，一样都为他们去打仗。因此，文城的人开始明白，文城不是孤立的一个有几家杂货铺与一座小车站的岛，而是与整个的中华联成一气的。他们的朋友不仅是朝夕晤面的张三李四和麻子王老二，而是全中国的人民。他们的胆气壮起来，也就想作出一点事来，表现出文城并不是一口装着些半死半活的人们的棺材，而是一个足以自傲的地方，因为它也有些欢蹦乱跳，肯作事的人。

文城没有自己的报纸。定阅北平天津或保定的报纸的只有县政府与县立中学。这两个机关，永远把阅过的报纸贴在门外。可是，文城人的看报，不过是一种消遣。他们不但不大了解报纸上所说的国际大事，就是本国的新闻也每每引起他们的误会，而惹起完全与本题无关，越说越远的争辩。现在，日本人的飞机在西门外投过了弹。他们急于看报，而且是认真的看了，因为西门外的死尸与炸毁的屋宇，作了报纸的最真切的保证！——报纸上所说的，不管关于上海的还是天津的事，并非是信口开河，而必定是确有其事；上海与别处所落的炸弹必定和落在文城的一样厉害，或者还更厉害一些。他们信任了报纸，也就信任了抗战，所以，他们老有人在车站上，向旅客，向士兵，“借”报看看。能够把一张报纸，不管是哪里印的，和哪一天的，拿进城中来的，几乎就可以算作一时的英雄！

消息越来越不对了。报纸上所说的，正和敌机的常在头上飞来飞去，两相配合。可是，大家并没有发慌。车站上来了军队，住下了；河岸上来了军队，住下了；王村，李庄，城里的中学，与东关外的松林里，全住了兵！看着士兵们军容的整齐，枪炮的齐备，人与马的精神，纪律的良好，文城的人们不但不慌，反倒睡得更香甜了。仿佛觉得中日战争的胜负就决于文城这一战，而在文城这一战中，中国必定打胜。

大家非常的兴奋。看着城里城外那么多的军队，听着早晚在固定时间吹出的号声，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是心里都暗自盼望；快打吧！快打吧！把日本鬼子打败！从文城把日本鬼子打败！

城里最大的人物是王举人，既是举人公，又作过京官，还有房子有地。王举人可是一点也不兴奋。反之，他很悲观。除了对最亲信的人，他并不肯轻易发表意见，可是谁也看得出，他的神色，他的故意沉默，他的不常出门，都是对抗战没有信心的表示。

他是个读书人，并且极以此自傲。在他的心目中，读书人之所以为读书人，就是遇到事情能够冷静的辨别利害（虽然“利害”不就是“是非”）。辨明了利害，才能决定进退出处，这叫作明哲保身。他看不起文城的人们。看，一面军旗，一队士兵，一尊大炮，会教他们忘其所以的欢悦，愚夫愚妇们！不错，在圣经贤传上，他常常碰见忠孝节义等等字眼；这些字眼也时常的由他口中有滋有味的说出，但是这与其说是读书人应当信任这些好字眼，还不如说是读书人有点义务——把这些好字眼挂在嘴边说的义务。因此，在他遇到非亲非故的人，他的口中不是诗云，便是子曰；仿佛他就是一本活的经典。及至遇到他真关心的人，他的诗云子曰就一齐引退，而让位给两个铜板比一个铜板多，或与此类似的考虑与计算了。假若圣经贤传象太阳那么大，王举人的心眼才不过是个针孔，或更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