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敌（第2/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更准确地说，“二战”导致的苏联与德国对波兰的侵占，第一次将波兰的乡镇暴露在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一个饱受苦难的社会在面对挑战时变得脆弱、动摇，对于两次侵占的集体经验导致了极端的道德沦丧（demoralization），这都是意料之中的。想要理解这些事情的本质，我们甚至不需要参考那些阅历深广的知识分子对此事做出的精密分析，比如文学学者卡齐米日·维卡（Kazimierz Wyka）关于战争对波兰社会之影响的精彩研究。当时的任何资料都能证明战时盗窃和酗酒现象之普遍，光是回忆一下这些现象，就足够了。为了进一步说明，让我们再来看看1948年波兰齐特尼克出版社（Czytelnik）举办的一个公开“竞赛”收集而来的材料，许多农民向这个竞赛投稿，他们的战时经历因此被编成选集。克雷斯蒂娜·克斯滕（Krystyna Kersten）与托马什·沙罗塔（Tomasz Szarota）编辑出版了《波兰农村，1939—1948》（Polish Countryside,1939-1948）一书，该书共四大卷，收录了约1.5万人的投稿。

对我来说，那段时期中道德崩解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华达维斯（Wadowice）附近某个村庄的一个农妇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不谋杀无辜之人的文化禁忌已彻底瓦解了。这个故事是一首爱与无私牺牲的赞美诗，在其中，没有人被杀害。卡洛奇娅·萨佩托娃（Karolcia Sapetowa），一个“前女仆”，在犹太历史委员会留下了下面这份证词，它目前藏于华沙犹太历史研究院：

我们家由三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组成。最小的孩子萨米·霍赫瑟（Sammy Hochheiser）是个小女孩，昵称叫萨莉（Sally），最大的孩子叫伊兹（Izzy）。战争第一年，孩子们的父亲就被杀害了。所有犹太人都被集中隔离进犹太居民区之后，我与他们分开了。每天我都要带着我能带的所有东西去犹太居民区，因为我实在非常想念那些孩子，我视他们如己出。犹太居民区的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把孩子们接到我的住处与我同住，直到骚乱平息。他们在我家感到舒服自在。1943年3月，犹太居民区遭到肃清。最小的男孩儿那天刚巧在我家。我来到犹太区的大门前，那里站满了德国党卫军和乌克兰人[即德军的辅警，由以前的苏联公民组成，波兰人有时会将他们统称为“乌克兰人”]。人们发疯似的到处乱跑。带着孩子的母亲无助地聚集在大门附近。突然，我看到萨莉、伊兹和他们的母亲。后者也看到了我，她悄悄地在小女孩的耳边说“快去卡洛奇娅身边”。萨莉想也没想就像一只小老鼠一样在乌克兰人的高筒靴中穿梭着挤了出来，奇迹是，那些人都没有注意到她。她无助地张开双手，奔向我。我浑身因恐惧而僵硬了。我与萨莉和一个阿姨一起回到了我的村子，华达维斯附近的维塔诺维采村（Witanowice）。伊兹和他母亲被重新安置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生活艰难不堪，我们必须相信，只有奇迹救得了这些孩子。

一开始，孩子们还能到屋外去，但随着战事日渐紧张，我不得不把他们藏在家里。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无济于事。当地人知道我藏匿了犹太儿童，因此不断威胁我，困难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威胁我，这些孩子必须交给盖世太保，如果不这样，整个村子都会因此受牵连，德军可能会报复性地烧村或屠村，等等。村长是站在我这边的，这时常能给我以慰藉。对于那些较为激进或固执的村民，我偶尔会送去礼物或直接用钱来平复他们的情绪。

但好景不长。德国党卫军总是在附近巡查，村内的反对声音又起。有一天，他们告诉我，我们必须把这些孩子除掉，他们已经想好了计划：把孩子带到谷仓里，趁他们睡着时，用斧子砍掉他们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