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的欧洲经两个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为我们带来了极权主义—就算极权主义不是他们发明的，也是由他们全面施行的。 要想清楚认识极权主义真正的毁灭性，光用已经发生的事去衡量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看见那些未发生的事情，用一位作者的说法便是：“未被写出的书的数目”。除此以外，还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觉、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终结的生命。

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与其政治目标一样，会使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从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社会中任何细小的裂痕最终都会迸裂为鸿沟，任何对立情绪都会不断恶化、加剧。曾有一度，城市与乡村对立，工人与农民对立，中农与贫农对立，儿童与父母对立，青年与老人对立，不同种族之间相互对立。秘密警察怂恿人们公开指责彼此，前者的队伍靠着这些冲突而不断壮大：“分而治之”的策略昭然若揭。此外，由于政府开始进行社会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极权主义统治者还在他们所征服的疆土上实施了一种新的侵占模式。其结果就是，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写，“纳粹最早的帮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事实证明，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准确地定义这种关系。“collaboration”（合作 / 通敌）这个词语—其令人不快的“与敌人勾结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开始使用的。鉴于武装冲突、征服、战争、侵占、镇压、领土扩张以及伴随这些行动而来的后果史不绝书，你可能会好奇，“二战”期间德军的侵占现象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竟能催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对这个问题的全面性回答，要去一系列德国侵占体系的研究中寻找。

战后，几乎所有欧洲人民都表现出了对与纳粹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接触之极度反感（毫无疑问，这种反应是出于自利，且往往欠缺严谨的思考）。“要想准确计算遭到‘战后报复’（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几百万人，即先前在德国占领下人口的2%—3%，”伊斯特 万·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写道，“对有罪者的惩处各式各样，从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的私刑，到战后的死刑判决、监禁或苦役，不一而足。除此以外，还会将‘通敌’定罪为‘国耻’，剥夺‘通敌者’的公民权利，以及 / 或对其施以罚款。另外还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驱逐、警察监督、剥夺他们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权利、撤职、剥夺退休金权利等。”引用海达·科瓦莉在其沉痛的布拉格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真正幸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欧洲社会在20世纪后半叶中的政治结构和命运，但波兰受其影响尤为深刻。正是在1939年以前的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希特勒和斯大林首次结成了同盟（苏德于1939年8月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包含了一条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之后一场恶战才在二者之间逐渐展开，直至其中一方彻底覆灭才得以告终。波兰因此遭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近20% 的波兰人口死于战争及其相关因素。这个国家失去了其少数族群——犹太人死于大屠杀，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因战后国界变动或人口迁移而离开。所有领域的波兰精英都急剧减少。战争接近尾声时，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都失踪了。55%的律师、40%的医生、三分之一的大学教授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