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第2/4页）

同时，工商界和老百姓一度用更实在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缺少的信心。当政府发行债券时，商界和金融界拒绝做出积极回应。公众表现出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即：另找地方投资自己的储蓄，而不把它存入银行。在1947年和1948年实行紧急改革方案时期，商人不再向商品价格受到管制的城市供货。企业主忙于囤积和投机，因为这比正常的商业和生产活动更有利可图，但却使经济更难走出“衰退—失业”的低谷。政府对经济的处理失当普遍侵蚀了大众对它执政能力的信心。政府大多数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的举措都不起作用，这造成了大众失去信心，而大众失去信心又反过来加剧了政府的政策失灵。政府无法劝说（也不愿强制）人们遵守改革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被认为是与共产党做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

公众信心的丧失是普遍性的，不像有人有时候以为的那样，仅限于城市拿薪水的中产阶级。经常有人认为国民党政权为通货膨胀付出的代价至少有：失去了这些中等收入群体的“支持”。这一群体主要包括教授和教师、中下级军官和政府公务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新的被压迫阶级，在内战时期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他们承受了价格猛涨和货币贬值的大部分压力。但是直到国民党战败为止，这些群体事实上一直没有抛弃它，而在此后要再继续支持国民党，只有陪它无限期地流亡了。

学术界的贫穷化当然成为学生反战运动的一大主题。教授们给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加了一把火，其中就要求增加基本工资和随着生活费用的上升自动调整工资。政府靠印钞来资助战争引起的经济贫困，为那些谴责内战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由，而且显然是知识阶层对政府支持减少的一个原因。通货膨胀造成经济混乱，从而直接导致了劳工运动。与此不同，知识分子对内战的反对建立在对以下两者更复杂的评估的基础上，即：国民党统治的本质以及为了保留国民党政权，整个国家要承担的牺牲。在这一评估中，知识分子自己的贫困只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他们反对内战是因为他们经过推理得出结论：如果构成国民党政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为了保留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

这一推理的基础是一个获得普遍认同的想法（该想法一直到1948年年中才动摇），即：因为作战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击败另一方，内战将有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至于战争的代价，可以分两部分计算：一部分是彻底扰乱城市经济的通货膨胀，一部分是农村地区的进一步贫穷。印钞也许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政府同样依靠地租，依靠以低于市场价格强制购粮，依靠以暂借的形式征收粮食。这些税负，加上地方杂税，征兵中的徇私枉法，纪律败坏、军饷过低的军队在农村造成的侵扰，都造成了农民难以承受的负担。最后，政府越来越军事化以及政治上与公众的逐渐疏离，都被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加以谴责。尽管有这么多原因，政府依然坚持把仗打下去，而不实行任何改革让战争变得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些，这恰好证实了人们对它的谴责：国民党不是为了“民享”而存在的；相反，它为了追逐自私的个体目标不惜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基本上它连这个目标都无法有效达成。在大部分批评者的心目中，国民党本来能够自救，他们事实上恳求它这样做。不管工商界被政府失当的经济举措害得多惨，很有可能他们害怕换了共产党也许会更糟糕。尽管在反战运动的过程中，政府和学生团体发展到了公开对峙，大部分学生，甚至到了1948年底，依旧愿意让国民党加入联合政府。对于老一辈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目标陈述得很清楚了。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消灭国民党而只是改造它，虽然他们提出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包括了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直到1948年4月，储安平依然在恳求国民党改变工作方式，做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他和其他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衡量了两种情况下实现他们心向往之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概率，不管这个概率在国民党执政情况下有多小，总比共产党执政下的概率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