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第2/10页）

学生和知识分子

共产党处理最成功的就是与学生团体的关系。结果是，共产党能够从学生团体这一能量和热情的主要源头中汲取改革所需的东西。这一团体在整个内战时期都留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如果有机会选择的话，它们可能不会选择让共产党治理中国。这些学生不完全符合党的胃口，这可以从解放初期的各项任务完成后，党不断努力地想管教他们看出来。但即使在那时，新政权也试图避免摆出在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居高临下的姿态。更重要的是，它欢迎他们的效力，分配给他们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负责执行政策的干部岗位。

这不是说党在对待年轻或不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像前面所说的，共产党自己承认，对乡村的教师和城市的技术人员，他们曾经犯下过错误。但是打击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经是1948年反“左”倾运动的组成部分。到了人民解放军开始占领中国最大的那些城市的时候（这里集中了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人口），任何残留的冒险主义倾向都被清除了。

这一温和政策的理论依据在第六章中已经概述过了。1948年10月的一篇新华社社论解释了更急切的实际考虑。它指出，军事胜利创造了新的需要，需要大量政治上进步、有能力的人员来填补常规干部的空缺。因此党曾决定广泛建立短期学校和培训班。这些课堂将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在必要的政治训练后，将他们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然而，可以预计到，这样短期的学校无法满足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需要。党于是号召现有的常规中学，让他们尝试为这些新任务培养大量学生。[86]

第一阶段：加入革命

在北平城郊的燕京大学，学校950名学生中的500名响应第一次号召，参与城市的解放。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几个星期，大学临近区域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学生把这段时间花在准备他们新的任务上。来自清华、燕京、北师大和北大的2300名左右的学生一开始被动员起来做这项工作。他们组成宣传队以及文艺队，向中学生解释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任务，还上演文艺演出，让工厂工人一饱眼福。在街头巷尾，大学生宣传队与人民解放军宣传队合作，对路过行人解说新政权的纲领和政策。[87]

3月1日到6日，第四次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醒与会代表——他们的同学为革命所执行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他们也可以做。在抗日战争期间，几千名学生离开学校成为干部的中坚力量。在延安，中学生和教师组织起医疗队，跟随军队走了几千英里的路。在华东解放区，学生被予以运输食品的责任，在苏北，他们组成了武装教育旅。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学生为人民解放军组织了输血队；在很多东北的工业区，学生进入工厂，组织工人，为他们开办夜校。[88]

为革命服务的机会似乎数不胜数，北平的学生给出了相应的回应。他们中的几千名参加了在北平地区新成立的四个干部培训中心的入学考试。在四所培训中心中，华北大学（原延安时期的抗日大学），有着最严格的入学要求。它通过考试在被推荐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中选取合格者，参加五到六个月的培训课程。华北军事政治大学对六个月训练课程的入学要求也同样非常严格。只有18—28岁之间，至少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入学考试。这一机构由人民解放军来管理，它的目标是培养出广大领域，如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干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样通过考试选拔学员，但是接受各层次教育程度包括小学毕业生的申请者。[89]

最后几乎只要申请就能被录取，培训期为六周，由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讲授培训课程。反响是如此激烈，在2月26日到3月2日这五天内，2500名学生、技术员，甚至一些大学教授都报名参加服务团考试。[90]到了3月中旬，有3000人通过了考试，他们大多是当地大学和中学学生。3月12日，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政委罗荣桓和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在庄严的入学典礼上为第一批受训学生作了讲话。这批学生大多来自北平主要大学。[91]一个月以后，另一个在中山公园召开的开学仪式上，司令员林彪发表讲话，欢迎2600名申请成功者加入服务团。[92]南下服务团还在天津设立了一个训练营，显然和北平的一样成功，招入了许多志愿者。[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