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城市：1947—1949年（第2/13页）

两个问题　此外，共产党认为当时的工人运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关注工人的要求，而忽视了他们的职责。其次是没有重视工人内部的斗争和不和。

关于第一个问题，陈伯达写到，在老解放区，企业本身的状况往往得不到重视。为了增长工资和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生产成本有时被推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产品滞销，生产规模也无法进一步扩大。一些企业无法养活自己，另一些公有企业为了继续运行，不得不依靠政府大量的财政支持。[58]在哈尔滨，“左”倾政策尤其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59]

据冀中区总工会的负责人陈宝玉（音）反映，至少从1945年开始，他管辖的地区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这一年10月，冀中区工人职工代表会议通过了新的劳工保障法，新法令设立了过高的工资、劳动保险和福利标准。陈指出，对于工人所有能想到的要求，该法令都试图满足，包括雇主向工人提供服装。1946年3月和9月，晋察冀边区冀中地区的职工会议同样重申必须关注工人的利益。据称，在此期间，工会干部将全部重心放在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上，甚至不惜牺牲生产效率和纪律。[60]

陈宝玉还描述了工人运动中这种“错误斗争模式”引发的后果。在许多地方，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工会干部被武断地撤了职。熟练工人和学徒、工艺大师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剥削关系的一种。熟练工人和非体力劳动的工人被视做“工人贵族”，并且不允许他们参加工会。陈指出，问题在于，工人运动的许多领导和一般干部不懂得城市劳工运动的特殊之处。他们只是将农村阶级斗争的办法直接搬到工厂里。他们在工人阶级中划分成分，制造对立。

在东北，这一问题十分普遍，并造成严重后果，以至于共产党东北局专门发布指令，对此进行批评。该指令指出，许多地方过于重视体力劳动者，而对其他劳动者不加区分地进行打击。这种做法在工人中间造成了对立，使他们在工作中难于配合，最终影响了生产。[61]

这同一个问题引起的另一种错误做法是，将工人的工资与他们的政治表现，而不是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挂钩。这种做法被批评为是一种庸俗的、片面的“平均主义、群众观点”的表现。1948年5月，召开了华中解放区工商业会议，会议指出，这是华中公有企业工资评定制度中最大的一个错误。[62]

临时解决方法：劳工改革实验　早在1947年10月，哈尔滨市总工会就开始从个别工厂入手，纠正这些问题。[63]新华社2月7日发表的一篇社论（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标志着这一纠正运动推广到了整个边区。社论不仅对干部，也对工人提出了明确批评。社论指出，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工人应该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削，因为这能帮助企业发展生产，并支持战争的需要。工人应该懂得，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保证生产都是他们的责任，就像农民的责任是给政府上缴大量公粮一样。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应该自愿为革命做出牺牲，如果有必要，每天工作10小时。在现阶段，工人不应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因为这是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基本路线相冲突的。

1948年春天和夏天，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与上述警告相一致的具体措施。将近夏天结束的时候，绝大部分措施（或执行这些措施时获得的经验）被写进了第六届全国工人大会的决议中。和其他重要政策一样，这些措施也是首先在几个重要企业试点进行的。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一个月，东北，特别是哈尔滨，是开展实验的重要中心。劳工改革运动包括：累进计件工资制（基本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但会根据通货膨胀进行相应调整）；延长的工作时间；适度的福利待遇；生产竞争和劳动竞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