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的经验（第4/16页）

尽管相对而言较为温和，《决定》似乎更强调“过于宽大”的右倾错误，而不是“左”倾的过激行为。《决定》指出，自1937年党的减租减息政策颁布以来，“许多根据地”尚未“广泛、认真或彻底地”推行这一政策。在一些根据地，这一政策只是一个宣传口号。当地政府颁布了法令，却不去执行它们，因此减租仅仅是名义上进行了。“左”倾错误只是在“某些地区发生”。

然而，两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党内出现了“一种极左的倾向”。毛说到，由于日本人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以及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破坏，一些同志做出了过激的反应。“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39]

晋察冀边区[40]

毛泽东所列举的或许并不是发生“过火行为”的唯一原因。实际上，在1941年之前，“过火行为”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可能直到1941年，共产党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例如，1941年2月，为了巩固统一战线，晋察冀边区的一名共产党官员刘澜涛告诫当地干部，目前还不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尊重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所有权；暂时停止追还过去30年中农民由于拖欠借款而失去的土地；不要没收逃亡地主的土地。这名官员就寺庙和坟地的问题提出警告。他指出，一些地方对寺庙的控诉运动是错误的，强行破坏墓地和砍伐墓地周围的树木也引起了群众极大的不满。[41]

依据抗日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所有这些做法都属于过激行为。在晋察冀边区，这样的行为显然在1941年2月之前就存在了。但刘同志也指出，许多地区的地主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减租政策，甚至对要求减租的佃农进行报复。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刘宣称，农民应该进行反击并“合理合法地开展斗争”。

彭真1944年关于边区党委的工作报告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和所有人一样，彭认为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战争，也是一场农民战争。在他看来，共产党必须改善农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物质生活，只有这样，农民才有参加抗战的动力和愿望。与此同时，农民生活状况的任何改善都会遭到地主的反对。毫无疑问，改革将引发激烈的冲突。缓解这一矛盾十分必要，因为抗日战争需要地主和农民的合作。

彭真回顾了边区地主和农民关系的历史。当共产党刚开始实施减租减息时，地主是反对这一政策的。这一时期，干部大多有“左”的倾向，“基本群众”的情况似乎刚好相反。第二个阶段从1937年7月日本入侵华北开始，历时两年左右。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在农村的力量得到了迅速增长，并相应地加大了对反动派的斗争力度。农民被动员起来，声势浩大地反对那些“坏”地主。在一些地区，农民拒绝交纳地租和利息。许多地方滥用了土地征收政策，农民直接取消债务，没收地主土地，而且没有任何补偿。

随着农村斗争的加剧，地主采取了新的反抗形式。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佃农和贫农，使用各种手段收买和分化贫雇农。与此同时，为了对抗农民，地主开始勾结日本人，他们常常袭击、抓捕农民干部。

彭真指出，这种斗争是地主和农民关系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过激行为”能得到纠正，土地改革的深入推进——即使稍微有些超前——将有助于地主理解这一政策，并不再反对它。延安的党中央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三个周年纪念日发布了一条指令，要求各地立刻纠正此前的错误做法。一个月之后，共产党又颁布了一条边区指令。事实上，共产党在1942年1月对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总结是对1940年指令中原则的再次强调。这些原则包括：地主和债权人应减租减息，农民和借债人应交租交息，所有人都享有自由签订和终止合同的权力。[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