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第2/13页）

一位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数年后回忆：在共产党占领北平后不久，该校大约有50名地下工作者公布了身份。一名女性回忆：当时在学校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与她一起担任干部的几位学生在解放后都亮出了共产党干部身份。一名男子后来称：他在上海读大学期间已是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在另一个案例中，两名浙江大学地理系应届毕业生在1948年加入了福建省一所中学的教师队伍。此后不久，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一个民族舞小组和一个歌唱小组。至少有很多较年轻的学生，甚至不明白当时教授让他们学唱的一些歌曲中已表现出明显的亲共迹象。[54]

1951年6月29日的《解放日报》刊登的文章简述了交通大学内的共产党政治小组的历史。该支部20年代成立，1933年被捣毁，1937年重建。1945年8月，它仅有12名成员，但是它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该政治小组在1947年8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期改组成总支部。[55]文章称党支部不但在学校内组织了社会、学术和福利活动，而且在幕后策划了内战时期交大学生参加的几乎所有抗议活动。

文章还暗示该组织控制了交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有具体事例为证：学生团体干部李俊良在1948年抗议美国扶植日本运动期间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初，共产党解放了北平和天津，交大的党组织经历了相当快的扩张，为上海的解放做准备。1949年4月，400名交大学生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在上海的最后行动之一是处决了穆汉祥和史霄雯，前者是交大党总支委员，后者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在4月26日晚间校园遭到突击搜查时与大约40名同学一起被捕，这时距离共产党军队进城只有一个月。[56]

最后，如果说1947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学联刚建立时还没有与共产党建立密切关系的话，此后不久，它就与共产党过从甚密了。该联合会在成立后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后来有人说它的总部一直在上海。该总部在1948年底迁到了解放区，它的负责人在12月中旬到达石家庄。迁移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筹备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14届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以及正式重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同时，上海留下一个办事处，以便“促进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7]上海解放后的24小时内，上海学联浮出水面，并在上海的北部和中部开展工作。联合会的一名发言人告诉《大公报》的记者，上海300所大学、学院和中学中，大约80所与联合会有“经常的联系”——他没说时间有多长，但是剩下的学校依然“相对落后”。联合会的任务就是尽快地与他们都建立联系。[58]

不管这些回忆和述说多么简略，而且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它们还是指出了在国统区学生中间确实存在着地下党组织。它的成员数目随着共产党胜算的概率逐渐扩大而迅速增长。但是由于缺乏更实质的信息，不可能做出任何对这些骨干总数的统计。他们的任务并不轻松。就像前面所说，政府在学校里也有学生作为耳目。由于他们提供的信息，大多数主要城市继续发生着逮捕学生积极分子的事件。被逮捕和被劫持的学生很多都从此杳无音讯。一旦确认共产党特务身份属实，惩罚办法将是处以极刑。用刑逼供是得到交代和信息的常用方法。根据一名消息提供者的说法，地下工作如此危险，以至于地下工作者只能集中精力搜集信息，进行社会活动和偷偷撰写小册子评论时事，比较抛头露面的真正领导工作是由其他学生完成的。因此，我们不禁怀疑，内战期间学生中的地下共产党骨干数目应该相对较少，他们对自己的行动顾忌也比较多。

这让我们想到了更重要的问题：对于抗议运动本身，共产党员施加了何种影响？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中的学生党员很可能对“一二·一”运动施加了相当的影响。同样，北大或清华的历史学社的共产党员可能影响了强暴事件后北平反美抗议的发展。后两次抗议运动涉及较广，影响较大，所以很难找出在什么时间点上共产党骨干可能会“领导和组织”学生。自然，共产党可能在组建全国性学生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